●主持人：本報記者 柳森
●嘉 賓：湯惟傑 （同濟大學人文學院副教授）
●如果商業大片長期在主流院線佔據絕對強勢地位，長此以往，難保我們的進口影片的文化含量不越來越低，觀眾口味也隨之越來越褊狹。
●我們不能因為票房的高低，就認為它反映了什麼，分析結論不是可以那麼輕易就下的。
解放觀點： “《悲慘世界》票房很悲慘”，近來，對於影片 《悲慘世界》在內地的票房表現，不少人持這樣的論調。與此相對比的是，該片在日、韓上映時，引發了觀影熱潮； 2002年，作為第一部在上海大劇院駐場連演的百老彙經典音樂劇， 《悲慘世界》引發的觀劇盛況至今讓上海市民難忘。對於這種 “落差”，您怎麼看？
湯惟傑：除了你剛才提到的幾重 “落差”，我還能再補充幾個視角。比如，此番電影 《悲慘世界》在知名網際網路電影資料庫IMDb上的得分是7.8，屬於一個中上等的成績。它在本屆奧斯卡獲得了8項提名，最終斬獲的三個獎項，肯定了其為音樂劇電影化作出的貢獻。無論是 “最佳女配角”、“最佳混音”，還是 “最佳化粧與髮型設計”，很大程度上都與其原本是舞臺劇密切關聯。
對於中國觀眾而言，電影 《悲慘世界》還有另一重記憶。 1978年，上譯版 《悲慘世界》 （1958年法、德、意聯合出品）在國內上映時，上海電影譯製片廠的譯製團隊是當時的最強陣容。在那個年代，這部由歐洲多國合拍的影片本身已屬品質上乘的 “大製作”，加上正值上譯廠鼎盛時期，時至今日，一説到 《悲慘世界》，不少人腦海裏浮現的就是多年前的那個版本。此次 “經典再現”，想必也會忍不住調動昔日記憶，與當下之新觀感做一番比較。
再如，此番在豆瓣網上， 《悲慘世界》引發的爭議不可謂不大。儘管它在豆瓣網上的平均得分比在IMDb上高，上了8分，但我也看到不少人打了1分、 2分。有人指責安妮 海瑟薇的唱功完全不行，有人説整部影片很沉悶很拖遝。
解放觀點：您認為，這説明瞭什麼呢？
湯惟傑： “落差”往往因比較而成立，但這種 “落差”不是絕對的、靜態的。事實上，有些觀察只在某種視角下成立。就拿有不少人覺得這部片子沉悶拖遝來説，這個可能跟你對音樂劇的樣式是否熟悉有關，也可能跟你進電影院前的期待有關。抱此觀感的，大多是那些想把這部片子當成視聽奇觀來看的觀眾。這部片子畢竟是電影化了的音樂劇，它有相當多的近景和特寫，但它又不像真正意義上的音樂劇那樣，通過臺上臺下的互動形成很強的臨場感。當觀眾的期待與實際感受之間産生較大差別，心理上就産生了一種落差。
總體來説，中國觀眾對音樂劇 （包括音樂片）類型還不是很熟悉。如果你讓他完全從音樂的角度去欣賞，他可能會問，我為何不去買一張碟呢？觀眾到電影院去是有他們自己想法的，但是此番沒有滿足他們這方面的要求。
解放觀點：也就是説， 《悲慘世界》在內地電影市場上叫好不叫座，不能單純從音樂劇電影化之後是否被大眾接受的角度來看。
湯惟傑：對。哪怕是在歐美，也不是大多數人都欣賞電影化了的音樂劇。但他們與我們最大的區別在於：他們的觀影人群比例更大，資深粉絲更多，産品細分程度更高，市場運作更成熟。除了緊跟市場潮流的視聽大片，他們還有大量投入不大、小有盈餘卻能滿足各種觀賞訴求的文化産品。在評價一部影片的市場反響時，他們選擇的坐標係更多元。比如，不會簡單拿藝術電影的票房來跟一部商業大片比。票房成績，更多是作為事後驗證影片行銷成效的重要參考，而非衡量一部影片品質如何的絕對指標。從這個角度來説，如果我們僅從 《悲慘世界》叫好不叫座這樣一個個案，就推斷國人不懂欣賞藝術電影，這是站不住腳的。
解放觀點：一段時間以來，類似 《悲慘世界》、 《藝術家》這樣叫好不叫座的影片都成為熱議的話題。一些文化觀察者似乎挺糾結，他們一方面覺得進口文藝片票房慘遭滑鐵盧並不奇怪，但另一方面，仍然對大眾的文化口味表示擔憂。
湯惟傑：這種擔憂也不無道理，跟當前中國電影的現實因素密切相關。我們的院線結構相對單一，常年以商業化大片唱主角，相對小眾的片子與公眾見面的機會就少了很多。如此一來，觀眾和媒體經常容易陷入兩個誤區。第一，動輒拿創作訴求不同的作品 （商業的、藝術的）去比較；第二，評價任何一部影片，只會看票房。拍電影需要投資，利潤、票房的考慮無可厚非，但如果商業大片長期在主流院線佔據絕對強勢地位，而藝術院線的建立遲遲提不上議事日程，長此以往，難保我們的進口影片的文化含量不越來越低，觀眾口味也隨之越來越褊狹。到時候，偶爾來一部藝術風格上別致一些的片子，就會是一片 “看不懂”、“不叫座”的聲音了。雖然前景未必如此悲觀，但的確值得引起重視和思考。
解放觀點：那麼，現在社會上的這一系列反應，讓我們看到什麼社會文化心理上的變化？
湯惟傑：還要繼續觀察。我們現在處於一個社會轉型的過程中，而且這個過程不是一帆風順的。如果將文化産品看成一種文化表徵的話，它確實會或直接或間接地將我們所有當代的經驗曲折地集納起來，甚至是反射出來。但是大部分情況下，它不是那麼直接的，我們尤其不能因為票房的高低，就認為它反映了什麼。分析結論不是可以那麼輕易就下的。
當我們在做這種文化考察的時候，我們可以基於某些研究訴求，比如你是研究電影産業政策的，他是做電影産業經營的，你可以對一部影片、對觀眾某一具體的觀影行為予以分析、評判，但不能把他們輕易對象化、固定化、平面化。
就拿前不久很火的 《泰礮》來説，它某種程度上獲得的是一種因時因地的成功，裏面有很多連主創團隊都預料不到的因素推著它走。它的確又受益於當代網路文化、追星文化，甚至是 “簈絲文化”的興起。但哪怕它這次成功了，我們也不能説觀眾接下來就只買這種口味的賬。如果文藝創作者就此認為找到了一套可以以不變應萬變的成功模式，那只能説是一種創造力上的懶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