柴靜:採訪是一場抵達——一個記者的自我修養

時間:2012-10-15 15:05   來源:新京報

  ■ 編者按:10月9日晚,央視《看見》欄目記者、主持人柴靜受邀在清華大學做了一場題為“採訪是一場抵達”的演講。演講的部分內容在微博上公開後,引起反響。同時,由於之前媒體報道不全面,很多人期待較完整的內容。現摘要編發部分演講內容,呈現其演講原貌。

  沒有夯實的報道,評論只是沙中築塔

  我們對於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斷,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強烈的單純判斷。

  人們頭腦中偏見的根源,往往是來自於無知,我們對於一件事情知道得越少,就越容易形成判斷,而且是越容易形成強烈的單純判斷。

  就像我要把一瓶水移動,把它拿到胸前,這是一個很簡單的動作,但是我要把一瓶水非常精確地移動一毫米,這就需要花很多的時間去計算,你肌肉的酸痛度也會增加。

  精確是一件需要耗費比較複雜的智力活動的一件事情。報道就要求精確,要求對事實和因果梳理,沒有這個基礎,評論往往就是議論、想像,而不是事實。

  我自己在二十三四歲的時候,成為國家電視臺的主持人,做一個十六分鐘的新聞深度報道。我覺得這樣的狀況在世界新聞史上也是很少見的,一個年輕人被放到做深度評論的主持人位子上,這是我們剛剛起步的電視新聞決定的一種特殊要求,以後也不會更多地出現。實際上媒體有它的規律,就像一個存在的植物,它必須要按照它的規律生長一樣,要想變得粗壯、強韌,必須到土地裏頭去接受風吹日曬,再一片一片葉子長出來,如果沒有非常夯實的報道作為基礎,那麼評論只能是沙中築塔。所以我轉行做了記者,到現在十年了。

  採訪是呈現,不是評判

  採訪不是用來評判,採訪是用來了解;採訪不是用來改造世界,採訪只是來認識世界。

  我覺得對我來説,採訪最大的障礙就是一句話,“我認為我是對的”。這句話看起來不太起眼,但是它造成的障礙會遠遠大於我們的想像,顧準原來説過一句話,他説什麼叫專制,專制就是認為自己絕對不會錯的想法,如果一個採訪者帶著定見,很難了解世界的複雜。

  前段時間我採訪魏德聖,他拍的電影《賽德克巴萊》,就是當年發生在臺灣的“霧社事件”,原始部落的人跟日本人之間的一場戰爭。

  魏德聖説,在臺灣歷史當中關於這個事件只有兩句話,某年某月某日多少人反抗日本軍隊;再看日本的教科書也是兩句話,是某年某月某日臺灣某個原始部落的一場暴動。反抗和暴動,這是對於一件事情的兩種解釋。都只有兩句話,都很簡單,但魏德聖説記者式的社會思維要回答的是:“為什麼他們在這個事件中做出了那樣的選擇?”

  魏德聖説,他進入這個頭領內心的時候,受過很多的衝擊,一開頭他會熱血激沸,覺得很牛,三百多人就把三千多日本人都幹掉了。但了解越深,他開始發現自己精神上出現了危險的搖晃,比如説他去接觸當年認識這個部落首領莫那魯道的人,那個人跟他講,他根本不是一個英雄,他是一個流氓,每一個經過他部落的人他都會打,他控制欲很強。然後魏德聖又會去想,這個人為什麼會在戰爭之前讓自己的孩子跟家人上吊?有時候他害怕得簡直寫不下去了,因為在不斷地推翻自己的看法,他突破了概念,想要抵達一個真實的人。

  一個人進入另一個人心靈的過程是一個可怕的過程,可怕在哪?可怕就在於思想本身,思想本身的危險就在於思想本身是不安的。它拒絕接受已經形成的定見,他需要從自己的思考和感受出發去認識人,這本身就意味著動蕩、不安、危險,還有進步。在這個過程當中你會發現你沒有依靠,你原來思想上可能有一個拐杖,但是你不得不把它拋掉,這個拐杖就是人類已經形成的習俗、觀念。就像一個被按在水裏的人,你必須把頭埋在水裏面,學著嗆水才能夠學會思考。

  所以我要講的下一句話就是,採訪不是用來評判,採訪是用來了解,採訪不是用來改造世界,採訪只是來認識世界。我很年輕就做了記者,年輕人最熱誠,但是也最容易犯的一個錯誤,就是我們真的想通過報道把這個世界變得更好。

  我最初那兩年在公開場合講話或者領獎的時候總是會説,我希望我做這個節目,曾經讓這個世界變得更好。這些話很漂亮吧,聽上去加點音樂就可以上片尾字幕了吧?但是這樣煽情的話並不是職業記者的使命,這個是我慢慢才意識到的。

  假如你有這樣強烈改造社會的目的,你就會容易形成你頭腦當中的偏見,你認為世界有一個完美的範式,它就應該向那個方面發展,假如它不是那樣,你就不接受,你就抵觸,你就想改變他,這樣就有兩個後果,一個是你根本改變不了,對方發現你想影響他的時候他就不接受你了,會背道而馳;第二個結果是當你改變不了的時候,就可能因為挫折感或者絕望,放棄了你之前的全部努力。

編輯:張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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