雲南人民出版社主辦的大型文學期刊、20世紀90年代文學轉型期最具影響力的純文學雜誌、唯一與《收穫》一道兩摘“魯迅獎”的國家核心中文期刊……頂著這一串光環的是一本名為《大家》的著名文學雜誌，但是記者近日發現該雜誌居然存在一個“野雞版”：同樣的國內刊號、郵發代號、主管和主辦單位、編輯部地址，甚至連編輯的署名也大多相同。(6月25日《中國青年報》)
“野雞版”《大家》固然離奇，但是跟它吃同一碗飯的卻絕不僅僅是那些形形色色的非法期刊，事實上很多正規期刊由於受眾萎縮、市場化經營不成功，大都或明或暗地靠賣版面過日子。
在這一畸形的市場背後，是“按論文發表數量評價工作成績”的變態考核，一些大專院校和科研機構更是重災區。論文發表數量往往是評定職稱的硬杠杠——— 職稱對個體而言即意味著待遇。
為了職稱、待遇晉級，很多在學術上拿不出手的人只能花錢買版面。於是各種抄襲、拼湊而成的所謂論文在一些賣版面的期刊上滿天飛，一方要評職稱，一方則要收錢，雙方各取所需，産業鏈就此形成，生意紅紅火火。
很多地方的職稱考核之所以走進“論文至上”的歧途，一方面固然是“只看論文數量”很省事，另一方面則是考核本身的導向出了問題。評價一個人的工作成就，自上而下的領導評價固然重要，但自下而上的評價更重要。例如，評價一名老師教書好不好，學生和家長是最有發言權的，根本不需要看老師的論文。但在現有的評價體系下，恰恰是領導才有決定性的發言權，對領導而言，最方便的無非就是看你在什麼期刊上發了幾篇論文，至於論文本身如何、怎麼來的，則往往不論。
“野雞版”《大家》得以大肆斂財，絕不僅僅是一個黑色幽默，在其背後是論文買賣的巨大畸形市場，更是學術考核體系的嚴重異化。不認清這一點，期刊賣版面的現象無法根除，整個社會也將繼續為“論文”所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