昨天，《創業家》雜誌總編輯牛文文，做客媒體聊創業話題時説：“創業是一種生活方式，痛苦和孤獨伴隨整個創業人生。”
同樣在昨日，2011中國作家富豪榜發佈。“作家”和“富豪”的深度嫁接，每次都能招來輿論的強烈關注。從2006年開始，這已是第六回了。而上榜者，也都是些熟面孔。
比如今年是郭敬明、南派三叔、鄭淵潔，分別以2450萬元、1580萬元、1200萬元的年度版稅收入，榮登作家富豪榜前三甲。而六年來，郭敬明每年都進入榜單前五，累計版稅已經高達9700萬，有望開啟作家財富“億元時代”。縱觀這幾年的榜單，你會發現，創富也已然成為一些作家的文化生活方式。
可是，以自己團隊的力量，持續關注和竭力呈現這種文化生活方式的制榜人吳懷堯，這幾年卻一直面臨一個尷尬，而且這還是一個年度性季節性的尷尬——每年榜單發佈時，與空前轟動的關注效應如影隨形的，總免不了那此起彼伏且持續多年的輿論爭議。
爭議大致來自兩方面，一是圈外的公共輿論層面：“用金錢衡量文學折射作家悲哀”，“中國作家富豪榜只是庸俗的客觀，文壇不能空有富豪沒有文豪”……另一種則是來自圈內的當事者，比如不少作家集體“不領情”，有的作家稱吳懷堯調查的數據準確，有的出版商則説不靠譜，也有作家説富豪榜出來前，大家最關注的是其作品本身和所做的公益事業，而上榜後，大家的關注點都轉移了，這對自己造成了一種傷害。
當然，也有觀點認為“筆耕致富合情合理，遠離作家富豪榜不過是假清高”。而如果説有能力上卻不願上榜的作家，是清高或者矯情，那麼不能不承認，絕大多數的作家或者説文化從業者，竟然連這種清高和矯情的資格都沒有。這或許才是我們社會最大的悲哀。
調查表明，國內版稅收入過億的作家只有寥寥數人，歷年登榜作家累積不過百十人，絕大多數作家在收入上處於絕對弱勢，大多數寫作者稿費收入維持生計都困難。或正是在這樣的語境下，吳懷堯這些年一再對外強調，自己制榜，是“要向通過漢語寫作合法致富的作家們致敬。”
他認為作家富豪榜“是中國作家告別文學奴才的標誌”，在這個資源整合資本運作的時代，傳統中國作家，大都還停留在農耕時代，種馬鈴薯賣馬鈴薯，極少有作家種馬鈴薯賣薯條。文化附加值提煉，並未得到應有重視。而一個國家的文化工作者，若總是背著清貧十字架，未必都能像曹雪芹那樣苦心孤詣整出一部驚艷世界文壇的曠世名著。庸常情勢下，一個連生計都無著落的文字工作者，是難以用獨立的思想內核，創作出散發自由獨立精神光芒的文化作品的。
而近年上榜作家中，不少已經完成或整經歷著從純粹寫作到多元文化資本運作的轉型。其轉机型最成功的，無疑是商人郭敬明。他現在的身份中，上海最世文化董事長和長江出版總社北京圖書中心副總編，幾乎和“作家郭敬明”這個符號一樣出名，也早已是其創富的主要驅動力。
可惜，這樣的創富神話可遇不可求。大部分文化從業者的境遇並未得到根本改善。傳統中的經典文人意象，不是隱身世外躬耕隴畝，就是疏影橫斜梅妻鶴子。基本一副不食人間煙火，只事青燈黃卷的化外高人形象。可是，看到這些讀者用腳投票選出的上榜作家，你會發現“君子固窮”的念頭該改改了，文化創富，展示了更豐富的現代意蘊和價值闡釋。這樣的文化財富精英，不啻一個個市場化寫作的標桿，並且拓展了大眾閱讀文化路徑。
中國文化發展，需要更多這樣的創富作家，需要更成熟的文化産業理念和操作。創富成為一種文化生活方式，不僅作家，而是所有文字、文化從業者都憑著自己的努力，過上體面的有尊嚴的生活，文化大國、文化軟實力才會有最真實最生動的詮釋和注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