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6月，河北省石家莊電視臺第三頻道《情感密碼》欄目播出一期《我給兒子當孫子》的節目，片中的不孝子許峰，激怒了觀眾。 節目播出後，根據節目提供的蛛絲馬跡，人們開始對“許峰”展開了“人肉搜索”。正當尋找毫無進展之際，“許峰”卻主動找到了媒體，爆出《我給兒子當孫子》只是一家傳媒公司花錢雇臨時演員“演的一場戲”而已。（《中國青年報》8月16日）
“收視率很重要嗎？媒體現在作為我們為數不多的知道真相、揭露現實的力量，失去了真實性，會有多麼可怕。”網友的反問代表民公眾的心聲，但是，這改變不了在“收視率為王”的事實面前，電視節目底線越來越底的尷尬。為收視率雇人演戲騙觀眾的《我給兒子當孫子》給我們提供了最新的例子，但這並不僅侵害了地方的聲譽，褻瀆了社會那麼簡單，相反，讓我們看到了電視節目在娛樂化的追逐面前，道德底線一降再降的弊病。
面對質疑，有關方面竟然理直氣壯地拿出了所謂“行規”的説法，一丁點的反思意識和責任擔當都難以管窺，著實讓人無語。“《情感密碼》是情感類節目，不是新聞類節目。如果當事人不願意出演，是允許找演員扮演的。這在業內是通行的做法”的辯解是赤裸裸對收視率追求的寫照，更是撇清自身責任的心態折射。
可怕的是，類似《我給兒子當孫子》的這種現象在情感調解類節目中並不在少數。因此，決不能等同小視之。客觀地説，收視率作為一種測量工具，只要在統計學上嚴格執行，是中性的，無好壞之分的，關鍵在於使用者如何利用這種工具。而在我國之所以出現“唯收視率”的怪象，則與人們習慣性地認為高收視率就意味著豐厚的商業效益，籠統地以收視率的高低來評判電視節目的好壞有關。在“唯收視率論”之下，電視節目庸俗化愈演愈烈，《我給兒子當孫子》就是明證。一些製作人本著“娛樂帶來收視率，收視率帶來廣告，廣告帶來利潤”的法則，把節目帶走“娛樂至上、娛樂至死”的怪圈，過分強調和突出節目的感官刺激和遊戲功能，忽視了電視節目作為大眾文化的審美和教育功能。
應明確，“收視率”有著嚴重的缺陷——收視率難以承受其使命之重，高收視率不代表高滿意度。對於一個節目，不僅要看觀眾的關注度，更要看觀眾的美譽度。收視率只能説明某一時段看這一節目的人多，即關注度高，不能反映出觀眾對節目的滿意度有多高。在盲目信奉收視率，唯收視率獨尊的現象愈演愈烈的今天，直面“收視率有多高，底線就有多底”的困境已經成為一種必然。
涵化理論的創建人，美國賓州大學教授葛伯納認為，電視是一種文化武器，電視內容可以構建受眾的世界觀。從這個意義上説，我們既不能試圖完全把電視節目變成一個神聖的教化場所，但更不能把電視節目完全弄成一個遊樂場。道理很簡單，雖然媒介産業的競爭需要吸引公眾的眼球，但是，媒介産業不同於其他産業，除了經濟利益的考量外，還要有社會效益的標準。惟有如此，才能走出“收視率有多高底線就有多底”。
收視率的提升不能以底線的降低為前提，否則，就是娛樂至死。僅僅陶醉於可能的收視率成功，很可能陷入了陷阱之中短期利益遮蔽了長遠發展考慮，無異於一個人中毒那樣陷入了慢性死亡狀態，是把自身放在了背離了公眾的立場上。電視節目不能異化成為“底線降低”的比拼場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