武漢市紀委書記車延高以詩集《嚮往溫暖》，日前摘得第五屆魯迅文學獎，引發強烈質疑。他的詩被戲稱為“羊羔體”，圈內圈外的人都加入了文學批評的行列，説著“不算最爛，是較爛”的風涼話，有些詩人則以“正宗”詩人身份對車延高給予徹底否定。
這裡有一個疑問：有多少人讀過車延高的詩，有多少人讀過他的詩集《嚮往溫暖》？如果有誰讀過，大概也就是最近出於好奇，讀到新聞報道中提及的《徐帆》和《一瓣荷花》而已，後者是詩集《嚮往溫暖》的篇什之一，而前者採自車延高部落格，是人們專為定義“羊羔體”而精挑細揀出來的。其詩好壞姑且不論，不讀作品而品詩論文，是為妄評橫議。
人們敢於否定車延高的詩，最重要的不在於“文本”，乃因他是一名官員。在人們的印象與推理中，一來官員與現實隔膜，寫不出好詩；二來官員很可能搞“權名交易”，將權賺名，將錢買獎。武漢市紀委書記職屬正廳，官品不低，能夠坐到這個位置上，大概不會是“純粹的人”。這樣的人寫出來的詩，如果獲獎，就給人太多想像空間。
就在這種沒有參照係的情況下，人們徹底否定了車延高的詩。並且，因為車延高的緣故，有人提出，官員身份與詩歌不可調和，如果車延高真想寫詩，就應該辭官。但中國古典詩歌絕大多數都是朝廷命官寫的，這是文學史常識。做官而寫詩，文人而做官，這在世界其他國家也很常見。比如歌德當過魏瑪首相，非洲詩人桑戈爾擔任過塞內加爾總統，邱吉爾擔任過英國首相。尤其是捷克前總統哈維爾，他是一名劇作家，以作家身份介入政治後，賦予政治以更多人道主義內涵。文人從政，有時候可收改良政治之功。
我們現在反其道而行之，迎接官員寫詩的不是文學批評，而是社會性的冷嘲熱諷。作家和文學重新遭遇“出身”問題了，這是一種危機，需要社會認真對待。官員似乎要失去寫詩和獲獎的權利了，因為它加重了民眾對權力被濫用的焦慮。這種官民關係的持續緊張，使官員的社會生存日漸陷入窘境，人與人之間“溫暖”不存，每個人都活得不輕鬆、不自在。
反過來看，我們可以發現信任的諸多好處，特別是官民相互基本信任的好處。比如在信任存在的前提下，官員可以寫詩，可以出版著作，可以坦然地被評獎和獲獎。官員子女交通肇事，責任也不會被追究到父母那裏。
我們需要提振社會信任，這有賴於作出一系列變革，而變革的主動權掌握在官員這一邊。現代社會的倫理，由“德性”走向“規範”。現代社會的信任，是制度約束的産物，它靠的不是人的德性。官員應當從社會現實中體認到變革的內在需要，自覺自願地把官員置於制度規範之下，這可以給官員們保留寫詩和獲獎的自由，為官員贏得做人的尊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