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0年6月開始,《非誠勿擾》因被指“低俗”而被整改，拉開反三俗的序幕。剛剛過去不久的7月，胡錦濤總書記提出要“堅決抵制庸俗、低俗、媚俗之風”。8月初，相聲演員郭德鋼又陷入了三俗的窘境遭到全民聲討。似乎一切都隨著輿論的浪潮一波高過一波，最終成為一起公共事件，掀起的一次“新道德運動”，“將反三俗進行到底”，人們這樣吆喝著。
這不由得讓人想起1951年，全國人們聲聲高唱著走進新時代，要“反貪污、反浪費、反官僚主義”，如今是“反庸俗，低俗，媚俗”之風。看來要反什麼都是與時俱進的，此舉順天時，合國情，如人意。
於是，學者們頻頻指責“文藝領的泛娛樂化”，官員們紛紛發難“叫停整改低俗節目”，人們都把矛頭指向了公眾人物，再從公眾人物上追究媒體責任，認為是大眾媒體導致了三俗文化的風靡。
然而事實真是這樣嗎？我要為媒體叫冤了。
當然，我並不否認有專門的公關推廣公司和某些無良媒體唯恐天下不亂，致力於推出“鳳姐”之流以謀取經濟利益。然而，三俗文化的出現，不是媒體炒作的，歸根結底是全民素質的問題。
從小瀋陽到郭德綱，從陳君冠希到獸獸裸照，我們的大眾審美觀正逐步趨於一同：欣賞那些“最大限度地刺激人的視聽感官，對赤裸裸的慾望進行渲染的節目”。早有波茲曼提出“娛樂至死”，如日中天的某衛視不也將其發揮到極致了嗎？一場又一場的“雷陣雨”，加上胡搞蠻纏的《嘻遊記》，怎麼爛怎麼招人罵就怎麼火。縱然對之嗤之以鼻，但是人家確實火了。是誰為他們的“俗”買單，是我們廣大的受眾。索福瑞的收視曲線上明明白白地顯示，觀眾就是喜歡看這些“三俗”節目“三俗”電視臺。沒有收視率的節目就直接被砍掉了，媒體的意義在於傳播交流，沒有“傳”的機會，節目做得再高深再有意義，沒有人看，豈不是浪費衛星和光纖。中國的媒體處於宣傳部和受眾的夾縫中，《非誠勿擾》和《超級女聲》就被夾死了。文化部長連發六問，直指文藝創作者。霸王CEO萬玉華痛哭感嘆，“在中國做企業，為什麼就這麼難！”其實，在中國做媒體也挺難.
2010年8月16日，儒家經濟文化網同商界中國﹑人民日報“大地”湖北記者站、大洋網、大河網“大河評論”、中國縣域新聞網、海峽網一起邀請中國國際文化産業網報記者樊樺做客中國精神媒體群、新聞事件系列訪談群。在同群裏上千家媒體朋友的交流中，樊樺的話就很有道理，“只有當中國文化市場成熟，在一個充分競爭、自由開放的文化環境之下，低俗之風由公民社會自發調節就可以得到很好的遏制，這種‘三俗’的現象就會逐漸減少，慢慢退出市場。”
不過五千年來的民族怎麼就從孔子的“時”和“仁”淪落到“庸俗、低俗、媚俗”了呢？“中”、“和”、“義”、“理”，這些個字眼沒幾人記得，“庸俗、低俗、媚俗”卻在一次次“反”的呼聲中愈發深入人心。這個轉變可能比李一道長的“成仙”之路還要走得曲折。
儒家文化的消逝和“三俗”的興起的確值得我們認真反思了。這不是媒體導致的，而是物質社會裏根植於人性的民族劣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