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甲午戰爭兩個甲子的輪迴，“前事不忘，後世之師”，我們當然不能忘記一百二十年前的甲午之禍。甲午不僅使中國這個“天朝上國”敗于“蕞爾小邦”，遭到前所未有屈辱，同時也使中國在東亞所主導的“天朝禮治體系”徹底坍塌。自1840年鴉片戰爭以來，“天朝禮治體系”一直就處在西方列強爭相侵佔和瓜分的風雨飄搖當中。在此過程中，正在全世界大肆進行殖民地爭奪與擴張的歐洲列強，包括後來崛起的美國無疑是主要的“劊子手”。但在“天朝禮治體系” 尚存一息、勉強維持之季，給它最後一擊、抽掉它最後一根支點的卻不是西方列強，而是來自東亞內部的日本。中日甲午戰爭，使“天朝上國”失去了最後一個“藩屬國”朝鮮，標誌著“天朝禮治體系”徹底坍塌。從1840年鴉片戰爭“天朝禮治體系”開始遭受外部壓力，到1894年甲午戰爭，短短五十多年就使這個在東亞運作了千年之久的地區體系分崩離析。為何“天朝禮治體系”是如此的脆弱和不堪？其中固然是列強入侵的外部原因，但也有“天朝禮治體系”本身內在的問題。所以回顧甲午，我們還要以更寬的胸襟、更廣的視角、更自省的眼光來看待和分析“天朝禮治體系”，由此才會給我們帶來更深的啟迪。

　　“天朝禮治體系” 是東亞國際體系的原始形態，也有學者稱之為“朝貢體系”、“冊封體系”、“藩屬體系”等。在“天朝禮治體系”下，中國是“天朝上國”，朝鮮、日本、琉球、安南等等週邊國家則是中國的“藩屬”。藩屬在名義上尊中國為“天下共主”，中國則在事實上“眷顧”週邊藩屬。為什麼東亞國際體系的初始形態會是這樣呢？對於這一點，歷史學家給出了很多分析。比如相對封閉一體的地理環境、自給自足的農業生産方式、中國早熟的封建體制、絕對的實力優勢等，其中最直接的因素則是來源於中國自身的政治理念。

　　中國自漢武帝劉徹“罷黜百家，獨尊儒術”以後，被歷代王朝秉承和實踐的政治理念都是儒家思想。而儒家思想的前提觀念認為，天地萬物天生就有高低貴賤、尊卑不同的等級和位置。荀子説：“夫貴為天子，富有天下，是人情之所同欲也。然則從人之欲則勢不能容，物不能贍。顧先王案為之制禮義以分之，使有貴賤之等，長幼之差，知愚、能不能之分，皆使人載其事而各得其宜，然後使愨祿多少厚薄之稱，是夫群居和一之道也。”（《荀子.榮辱》）在等級觀念下，儒家思想認為政治的主要功能是讓每個人都按照自己的本份行事，用孔子的話説就是：“君君、臣臣、父父、子子。”（《論語》）如果每個人都安於你的等級和位置，各人幹好各人的事，自然而然就可以實現萬物“和諧”和世界“大同”。靠什麼來保證每個人都安心本職工作呢？《資治通鑒》開篇第一句：“天子之職莫大於禮，禮莫大於分，分莫大於名。”（司馬光：《資治通鑒》）只要保證使每個人都遵守“禮義正名”，自然也就可以保證整個政治帝國的穩定。那又靠什麼來保證每個人都“尊禮守名”呢？“克己復禮謂之仁”，而“為仁由己，而由人乎哉？”（《論語》）最終，自我修養的“仁”便成為支撐整個政治秩序的基石。通過這一鏈條，儒家思想從理論上將建構人與人之間秩序的政治問題，轉化為個人道德修養的倫理問題。

　　以這樣的政治理念反過來指導政治實踐，無論在個人、家庭、國家、天下哪一個層次，自然都可以從個人修養出發，逐層外推建立起一套由裏到外、層層一致的同心圓秩序體系，也就是實現“修、齊、治、平”，即《大學》所説：“物格而後知至，知至而後意誠，意誠而後心正，心正而後身修，身修而後家齊，家齊而後國治，國治而後天下平。”（《大學》）既然身、家、國、天下都是按照同樣的理念來實現修齊治平的，那麼嚴格踐行這套理念的中國，一旦具備了領土的廣大、實力的強盛、文化的優越等客觀條件，自然可以將這一理念進一步外推，構建以自己為圓心、萬國和諧的國際秩序。

　　如何評價“天朝禮治體系”的政治效果？從歷史呈現上看，可以説“天朝禮治體系”既不緊密，也不穩定。比如作為東亞地區第二大國的日本就從來沒有停止過對天朝禮治體系的挑戰心理和挑戰行為。西元608 年，日本“遣使朝拜”國書中出現了“日出處天子（即日本推古天皇） 致日沒處天子（即隋煬帝）”字句，隋煬帝“覽之不悅”；西元663年，唐將劉仁軌在白江口大敗日軍，將日本勢力逐出朝鮮半島。從此日本開始向唐連續派遣“遣唐使”；西元894 年，日本停止派遣遣唐使，結束了唐代兩百年間中日官方使節往返的局面。此後直到明初，中日之間基本沒有官方往來；西元1281年元世祖第二次遠征日本失敗後，日本人轉守為攻，開始從海上向中國大陸和朝鮮半島武裝劫掠，倭寇侵擾此後一直延續到中國明朝末年；西元1381年，朱元璋要求日本稱臣入貢，日本懷良親王進行了尖銳抨擊：“臣聞之皇立極，五帝禪宗，惟中華之有主，豈夷狄而無君？乾坤浩蕩，非一主之獨權。宇宙寬洪，作諸邦以分守。蓋天下者，乃天下之天下，非一人之天下… …”；西元1592年到1598年，豐臣秀吉兩次入侵朝鮮，明朝被迫對朝鮮予以支援。此次日本對天朝禮治秩序的正面挑戰，成為近代以後日本謀求東亞主導地位的濫觴。從中日關係的這個歷史過程上，不難看出“天朝禮治體系”整體的鬆散性和脆弱性。

　　綜合“天朝禮治體系”的形態、成因和效果，可以有以下幾點啟示：第一，在當時的西太平洋地區，除了朝鮮和琉球與中國相對緊密外，幾乎沒有國家需要借重天朝禮治體系來推動它的內部發展，從而決定了天朝禮治體系必然是鬆散的；第二，中國在歷史上始終以“天朝上國”自居，本身既沒信念，也沒有意願塑造“華夏和平”。中國只不過是以“天朝禮治”的名義，追求表面上的虛名和表面上的和平；第三，日本在東亞地區自古以來就有其獨特性，瞄準中國，謀求東亞地區主導權可以説是日本的千年夙願。有學者説：“日本在很長的歷史時期裏對‘華夷’秩序採取一種游離的態度，不是由於它距中華‘絕遠’，而恰恰是它與中國僅僅‘一衣帶水’的接近；不是由於它的社會諸系統同中國差異極大，而恰恰是它相當飽和地吸納了中華文明，創造出一種幾與中華文明同步的高水準的大和文明。”（何芳川：《“華夷秩序”論》）所以“天朝禮治體系”的坍塌，具體表現上是由於中國甲午戰爭中失敗的歷史偶然，而從“天朝禮治體系”自身的形態、成因和效果上看，又是它自身脆弱性在劫難逃的歷史必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