奧巴馬政府上臺後，在急需同中國攜手解決各種難題的情況下，仍然堅持對臺軍售，給中美關係蒙上一層濃厚的陰影，相信給“中美關係處於最好時期”、“中美關係越來越好”的樂觀派淋了一盆涼水。其中奧妙何在？
造成這種局面的原因一是冷戰後國際政治衝突的重心由原來的歐洲逐漸向亞洲轉移，二是美國一直把中國當作潛在的對手。這樣臺灣問題從冷戰體系轉移到了後冷戰體系中，對美國全球戰略産生了新的意義，除了維持“信譽”、履行“義務”，還增加了遏制中國和保持亞洲優勢的功能。目前和未來較長時間內，美國把確立亞太戰略優勢視為國家核心利益，因此同中國的核心利益———主權和領土完整構成難以調和的結構性衝突。隨著中國的迅速崛起，亞太各國、包括美國的盟友都在中美之間觀望，美國在亞洲的堅守和退卻、強大與衰弱將直接影響他們對未來的選擇。因此“和平解決方式”和對臺軍售同美國長遠的亞洲戰略挂上了鉤，成了美國的戰略風向標，成了美國亞太戰略體系的“定海神針”。這就解釋了冷戰以後不管哪一任政府，也不管人們多麼自作多情地稱兩國關係處於最好期還是最壞期，美國對臺軍售照做不誤。
冷戰時期，美中聯手對抗蘇聯是一種強弱和需求不對稱的組合。通常情況下，強弱聯盟內部出現分歧，都是弱方作出讓步。在對臺軍售沒有解決的情況下與美國建交，就當時嚴峻形勢下對中國來説不失為明智的選擇，今天沒有必要去指責。從美國堅持對臺軍售的立場出發，在邏輯上也可逆向推導出放棄的條件：只有當面臨比前蘇聯更大的威脅、並需要中國時，它才會考慮徹底放棄對臺軍售。美國很重視對盟友的“信譽”和“義務”，不到萬不得已不會放棄。
隨著1991年蘇聯解體和冷戰結束，美國成為世界唯一超級大國，不僅不放棄原來形勢吃緊時都不願放棄的東西，還趁勢向“人權”、“疆獨”、“藏獨”等方面進逼過來。原來《與臺灣關係法》的表述是“認為以非和平方式包括抵制或禁運來決定臺灣前途的任何努力，是對西太平洋地區的和平和安全的威脅，併為美國嚴重關切之事”，這種含糊其辭的“戰略模糊”在小布希任期變成了“戰略明晰”。2001年，他在回答美國廣播公司記者吉布森時表示：要全面動用美國軍隊竭盡全力來幫助保護臺灣。而在冷戰時期，美國根本不會這樣。
讓美國取消對臺軍售不是不可能，問題是拿什麼東西去交換？美國在朝鮮、伊朗、阿富汗、國際反恐、金融危機上需要中國相助，且不論其中有救人如救己成份，美國並不買賬，即使中國在所有問題上跟美國對著幹，威脅的程度能比得上蘇聯？
另外，中美都是有核國家，有核國家的戰爭思維特徵是：常規戰爭尚未開打，思路一下就躥到核對抗領域。假如雙方打光所有的牌，事情會變得十分荒謬，雙方都為爭一個雜貨舖而賠進各自的五星級酒店。這樣的前景使得雙方只能在臺灣問題上維持現狀，只能在軍事交流等無關緊要的方面做些想要做的姿態而已。 （倪樂雄 上海政法學院教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