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登輝“國安密賬案”被訴意義何在

　　檢方為何此時才起訴

　　“鞏案”事實複雜、年代久遠，有很高的偵查難度。這一案件本身很難被發現，而係他案牽涉而出。此案在陳水扁時期已經明朗，但因為陳水扁執政當局的政治考量拖延至今才訴諸法庭。

　　2000年7月，臺“國安局前上校出納組長”劉冠軍私存及匿報“國安密賬”1.9億多元新台幣炒股之案，在2003年被“臺北地檢署”深入調查，逐步發現“國安密賬”中的重重疑點，案件燒至李登輝涉案。當時正值陳水扁第一任期，民進黨初掌政權，在毫無執政經驗的情況下發生“國安密賬案”，下令徹底清查，並掌握了情報部門的報告，進而發現了李登輝在“鞏案”與相關人頭賬戶等情資。

　　陳水扁當時基於政治考量並沒有起訴李登輝，而是避重就輕，起訴了前“國安會會計長”徐炳強。不過，在飽受壓力之下，當年的“臺北地檢署”在起訴書中留下伏筆，指李登輝、劉泰英所涉嫌部分另案偵辦。陳水扁則是將“鞏案”作為要挾李登輝主導的臺聯黨配合民進黨的政治工具。以當時李登輝的社會影響力及民間選票而言，如果陳水扁當局當時起訴了李登輝，2004年臺灣地區領導人選舉的結果可能又是另一番局面。也正是這種政治考量使得“鞏案”成為陳水扁遏制李登輝咽喉的致命武器，並將彼此捆綁在一起。

　　陳水扁時期雖未起訴李登輝，但卻蒐集了“鞏案”的諸多材料和證據。隨著陳水扁與李登輝的關係由如膠似漆向漸行漸遠轉變，也隨著“特偵組”對陳水扁弊案的偵查逐漸水落石出，退至墻角的陳水扁決定“要死一起死”，成為李登輝“國安密賬案”的重量級告發人。“特偵組”在追查陳水扁弊案時，陳水扁為了自保，拿出前“調查局長”葉盛茂所提供的“鞏案”數據，檢舉李登輝侵佔“國安密賬”及涉及洗錢。“特偵組”在偵辦陳水扁弊案時，在陳水扁辦公室搜出40多箱機秘檔案，發現一份由“調查局”洗錢防治中心於2002年製作的“鞏案洗錢報告”。也正是因為這份報告，“特偵組”才重啟對“國安密賬案”的調查。

　　臺灣當局的“國安密賬”錯綜複雜，陳水扁向“特偵組”告發的李登輝“國安密賬”另一部分，是有關李登輝涉嫌利用多名人頭，將5100萬美元（約合16億元新台幣）“國安密賬”洗錢到島外的部分。陳水扁指李登輝涉嫌洗錢的部分，則由“特偵組”在偵結“鞏案”後，指派專責司法互助的檢察官盧筱筠偵辦，並請求新加坡予以司法協助。但不管怎麼説，此案是陳水扁弊案的“案外案”，並因此導致李登輝“國安密賬案”被查。或可説，正是由於偵辦陳水扁弊案，才使得被壓了近十年之久的李登輝“國安密賬案”得以偵結並提交法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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