千辛萬苦爭下亞運主辦權的越南，忽然之間變卦了：4月17日，越南政府總理阮晉勇宣佈，放棄2019年第18屆亞運會的主辦權。

　　越南政府在當天晚些時候發佈公告解釋，對主辦亞運會這樣的大型賽事並無經驗，也沒有為此做好準備。尤其是，越南在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下滑中受到了巨大的影響，國家經濟仍處於困境，只能將有限的預算，用於“更加緊急的任務中”。

　　如此説來，還是“差錢”，中國媒體也將經濟困難當成其主因。歷史上，第6屆和第8屆亞運會的原定主辦國韓國和巴基斯坦，也分別由於國內財政原因而放棄主辦權。主辦這麼大的體育賽事，當然需要一定的經濟實力支撐。但經濟實力也非決定性因素，這裡有正反兩個例子。

　　正例是中國香港，他們在經濟復蘇後曾經也想舉辦亞運會，對“財大氣粗”的港府來説，絕對“不差錢”，只是錢由誰支配、如何支配、是否要花在亞運會上，則由立法會來決定。但立法會投票，卻以40：14的投票結果，否決了政府申辦2023年亞運會的60億港幣撥款申請，多數委員認為港府申亞存在費用預算混亂、沒有清晰交代鉅額開支如何使用等問題。

　　反例是體育界所謂的“蒙特利爾陷阱”。加拿大蒙特利爾1976年辦完第21屆奧運會後，出現了10億美元的鉅額虧空，致使納稅人直到20世紀末才還清這筆債務。此後，雅典奧運會又重蹈覆轍。政府如果決意“死要面子”，納稅人就得“活受罪”。

　　準備承辦亞運會的越南，沒有要求人民“犧牲小我成全大我”，果斷決定放棄主辦權。新華社報道説，放棄主辦的決定公佈後，越南網民紛紛稱讚。在越南最大的網路媒體之一VNExpress的網站上，對這一新聞的評論迅速增加，幾乎一致對此表示贊同。

　　越南百姓“點讚”，是因為政府的決定體現出了決策理性。承認經濟受到金融危機和全球經濟下滑影響而“差錢”的現實，不弄虛作假製造繁榮假像，是實事求是的認識理性；政府財政支出受制于中央和地方預算，是決策中的程式理性；在預算有限的前提下，優先用於“更加緊急的任務”，是決策中的科學理性；知難而退、及時“轉彎”，表明瞭政府決策並非無所不能的有限理性；尊重民意，舉行聽證，更體現出政府決策的民主理性。

　　今年3月底，越南國會曾舉辦聽證會，對是否主辦此次亞運會進行了熱烈討論；4月初，VNExpress進行民意調查，參加調查的8.5萬網民中有87％的人認為，越南應該放棄亞運會主辦權。政府內部也有反對舉辦的聲音，越南計劃投資部部長裴光永就對媒體明確表示，不支援越南舉辦亞運會。

　　越南政府的公告，沒有諱言社會上下與政府在這個議題上的諸多分歧。承認分歧，將分歧納入公共討論，放手讓媒體進行民意調查，並由國會舉行公開、透明的聽證，最後尊重民意結果，這就是越南放棄亞運主辦權給我們的寶貴啟示。

　　過去我們總説“他山之石，可以攻玉”。我們言語以及視野中的“他山”，往往是那些制度成熟、公民文化培育得很好的發達國家，不是英美就是法德，要不就是加拿大、澳大利亞。澳州一個州長拿了一瓶酒而被問責，本土媒體都津津樂道好一陣子，以此反襯人家如何打“大老虎”。但是，我們在追尋那些茂密青翠的遙遠的“他山”時，卻往往有意無意地忽略最應成為參照物的身邊的“小山”。

　　越南的改革，起步比我們晚。我們叫“改革開放”，他們叫“革新開放”。在經歷多年“革新開放”後，越南的民主進程和政治格局，已然煥然一新；越南的公民文化，也開始破繭而出，展示力量，宣示存在感。

　　越南宣佈棄權後，“誰來接手”成為中國體育界討論的議題。有人明言反對，提醒國內城市別接這個燙手山芋；有人欲語還羞，似乎不想錯過這個展示城市形象、“揚我國威”的大好時機。但我觀察，正反兩方都是從經濟角度盤算利益得失，而忽略了一條最根本的東西，即民主決策。

　　正如體育比賽展示肉體與精神的雙重肌肉一樣，主辦亞運會、青運會、大運會、奧運會、世界盃之類的大型運動會，也能展現一個國家、一個城市的總體實力和精神面貌，似乎具有先天的正當性與合法性。但是，大型運動會也是重要的公共生活，既取決於現有實力，也影響未來發展，更涉及主辦地民眾的生活品質。這就需要廣泛的公眾參與，需要進行公共討論、尊重公眾的意願，更需要法定的程式，而不能再像過去一樣，拍腦袋決策，拍胸脯保證，再拍屁股走人——少數官員在辦完國內一些大賽事後，甚至“走”進了監獄。

　　南非世界盃時，一些體育部門的官員通過媒體放風，為申辦世界盃造勢，其理由若干，都是宏大主旨。申辦不申辦類似世界盃之類的大型賽事，既不能由體育官員也不能由地方政府説了算，可以學學越南，讓民眾參與表決。（李鴻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