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經濟尚未進入“後危機時代”。美國金融危機已逾5年，目前仍處於“復蘇趨勢+不確定性”狀態，即將到來的“財政懸崖”為走出危機增加更多變數，QE4則是埋下下一次危機的定時炸彈。歐債危機癌症無解，其深層原因是人口老齡化、産業空心化、財政債務化、福利超前化與民主競選極端化的“五大矛盾”交織，加上財政政策差異性與貨幣政策統一性矛盾的“體制攪拌”。日本的人口老齡化和債務問題比歐美還要嚴重，加上地質、資源難題和政治亂局，已是疑難雜症，“失去20年”後還將繼續“失去”。新興經濟體則兩面受夾，出口增長困難，通脹威脅加大。因此，世界經濟不但尚未走出危機，而且美、歐、日、新興經濟體構成了一個“平行四邊形”，“平行四邊形”的靈活性預示著明年世界經濟更不確定。
金融、債務與經濟危機乃至政治、社會與文化危機，都是相互聯繫、相互傳染的，解決危機不能單兵作戰，而要綜合治理。其他危機不解決，某一危機即便暫時緩解也無濟於事，甚至還會再反覆。此次危機的最終解決無外乎三種方式：一是經過充分消化和調整，逐漸解決産業空心化、財政債務化、發展失衡化、福利超前化等深層次問題，而不是靠簡單打補丁實現表面的、暫時的緩解。這顯然還有很長的路要走。二是依靠新一輪技術革命，改變現行生産方式，實現生産力的大發展和生産關係的大調整，繼而創造新的經濟增長點，但“遠水難解近渴”。第三是戰爭。如果經濟危機加劇利益集團矛盾，經濟問題就可能變為政治問題、軍事問題。這是不以善良人的意志為轉移的。二戰結束已經快70年了，尼采講“和平是兩次戰爭的間隙”，這決非危言聳聽。但現在是核時代，大國政治家要清醒，決不能走這條路。
中國作為新興國家的重要成員，必須先做好自己的事。當前我國經濟發展面臨諸多風險和挑戰：經濟增長下行壓力和産能過剩矛盾加劇，企業生産經營成本上升和創新能力不足並存，財政收入增速放緩和政府承擔的剛性支出增加矛盾凸顯，消化過剩産能和穩定就業之間面臨兩難選擇。此外，金融領域存在潛在風險，經濟發展和資源環境的矛盾仍然突出，收入分配不合理問題受各方高度關注。總的來看，儘管我國發展仍處於重要戰略機遇期，但國際環境和內涵條件發生了很大變化，需要新的應對策略。
新形勢下有三個戰略重點。一是均衡構建“三駕馬車”，保持投融資力度，穩住出口份額，把重點放到提振內需上來。二是把城鎮化作為走出“中等收入陷阱”的新的經濟增長點。三是繼續創造改革紅利。中國歷時30年的制度紅利、人口紅利、資源紅利、全球化紅利正在消減，在新時期必須以提高人口素質和優化産業結構來延長或替代傳統的人口紅利，延長劉易斯拐點的到來，同時以更大勇氣更高智慧推進改革，創造新的“改革紅利”。（唐雙寧 光大集團董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