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久前我們紀念了鄧小平南巡20週年。20年前是個什麼情況？1989年發生了天安門風波，1990年東歐劇變，1991年蘇聯解體。西方世界歡呼雀躍，我們內部悲觀者增多。但在這危機時刻，鄧小平看到的卻是中國的機遇和希望。他認為“國際大氣候”和“國內小氣候”決定了天安門風波“是一定要來的”，早來“對我們比較有利”。他告訴來訪外賓，對東歐亂象，西方“不要高興得太早，問題還複雜得很”。東歐劇變後，鄧小平説：“國內外形勢比我們預料的要好。”1991年蘇聯解體前夕，鄧小平説，現在世界發生大轉折，這是個機遇。
蘇聯解體才20天，他就開始南巡。在整個南巡中，他反覆呼籲要“抓住時機，發展自己……我就擔心喪失機會”。他強調：“不堅持社會主義，不改革開放，不發展經濟，不改善人民生活，只能是死路一條。”中國隨之確立社會主義市場經濟模式，經濟迅猛發展，大多數百姓的生活水準迅速提高。轉眼間，中國人的住房自有率已超過所有發達國家，汽車進入了尋常百姓家。人類歷史上從來沒有一個民族經歷過如此迅速的財富增長。
我自己感嘆的是，在那個充滿危機的年代，鄧小平看到了機遇和希望。今天中國的處境比當時不知好多少倍，但我們一些人卻被西方話語忽悠，越來越沒有自信，這實在説不過去。中國確實面臨許多挑戰，但我們取得的成績除以2，除以4，甚至除以6，都比採用西方模式的非西方國家要好，這是我過去20年走訪百國之後得出的簡單結論。
有些人總是認為，中國經濟改革進步很大，政治改革相對滯後。但即使在所謂“政治改革滯後”的情況下，我們都可以和別人競爭而勝出。這説明我們可以先肯定自己成功的制度因素，然後再探索和改進我們的制度，最終實現對西方模式的全面超越，就像今天的上海在越來越多方面超越紐約那樣。
有人看到“阿拉伯之春”，認為這代表了世界潮流。以我個人之見，這些國家幾乎都陷入混亂和動蕩，“阿拉伯之春”似乎正在變成“阿拉伯之冬”。有人看到臺灣這次選舉相對太平，就認為中國大陸也要走這條路。其實臺灣“民主”一路走來，經濟滑坡，社會分裂，今天的臺灣很大程度上在靠大陸“輸血”。好在“臺獨”的本錢已經輸光，臺灣已經成為對中國大陸最依賴的經濟體之一，“臺獨”意味著臺灣經濟的崩潰。本來臺灣還有人指望臺灣“民主”可以成為照亮大陸的“燈塔”，結果沒想到這個“燈塔”卻照亮了臺灣未來的選擇：順應歷史大勢，走向與大陸的統合。
這一切背後是民主原教旨主義的危機。這種原教旨主義基於三個假設：人是理性的，權利是絕對的，程式是萬能的（即治國不必靠人才，只需選舉程式正確）。這三個假設今天看來一個也站不住腳。這種基因缺陷決定民主原教旨主義必然走衰。從希臘債務危機到美國金融危機也反映了這個趨勢。在西方模式全面走下坡的今天，我們一些人還是自信不起來，處處唯西方話語之馬首是瞻，這只能是“姜太公釣魚，願者上鉤”。
我看好中國的前景：只要我們繼續走自己的路，抓住機遇，發展自己，不內鬥，不折騰，再過十年左右，中國的經濟總量應該超過美國，屆時中國的中産階層（暫且採用一個對西方也完全適用的經濟標準，即一份相對穩定的工作＋一套産權房）的人數，估計將是美國人口的兩倍。西方現在還不願意承認中國1949年革命的意義，不願意承認中國政治制度和中國模式，到那個時候，西方將不得不承認這一切，否則就無法解釋中國的成功，當然我們不必太在乎這種承認。中國今天握有一手好牌，我們應當更加自信，笑到最後的將是中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