8月26日，日本首相菅直人正式宣佈辭職，這意味著，幾天之後日本將迎來5年內的第7任首相。“換相”頻率之高，令人咋舌。雖然沒有像非洲一些國家那樣引發社會秩序的混亂，但還是給日本在國際上帶來了一些負面影響。
英國《經濟學家》雜誌在最近一期封面上用了一個別出心裁的大標題“變得像日本一樣”，意在批評美國兩黨在美債危機中的表現是“變得像日本一樣”。該雜誌稱，這次危機中西方領導力的喪失如同日本一樣，政客優柔寡斷、不負責任、缺乏透明和智慧。而《紐約時報》日前也拿日本作比方來批評美國的政治狀況，“幾乎達到了日本那樣的僵局”。就連日本《産經新聞》也將美國惡化的經濟形容為“日本化”。“日本化”一詞的出現，從另外一個側面説明瞭日本政局的多變與日本領導人的無力，日本政治似乎成了無能、低效、不負責任的代名詞。
曾經的日本是經濟飛速發展的優等生，而如今的日本，經濟滯後，政壇頹廢，外交空白，這巨大的反差，迫使人們不得不思考，到底是什麼原因導致了“日本化”的出現？我認為主要有以下幾點原因：
第一，是日本的政黨制議會政治體制。日本的議會政治體制是在明治維新後模倣英、德等歐洲國家建立的，儘管明治維新在推動日本走向近代工業化的過程中取得明顯的效果，但在引進歐美政治體制方面做得未必有多完美，這在20世紀前半期日本發動的慘絕人寰的侵略戰爭中暴露無遺，在一意孤行開動侵略戰車的法西斯軍部面前，日本議會體制顯得極度虛弱。二戰後，作為戰敗國，日本無奈接受了美國一手操縱的戰後政治改編與安排，在保留天皇制的基礎上，建立了一個不充分的議會內閣體制。所謂不充分，指的是二戰後日本長期處於自民黨一黨獨大的政黨體制，即“五五體制”，即自民黨在議會中長期是多數黨，擁有組閣權，其他政黨始終是在野黨。這樣，自民黨內部不斷分化，最終形成了大小不同的派別，派別之間相互傾軋，勾心鬥角，最終目的只有一個，即獲取首相職位。由於不管誰組閣都是自民黨人在執政，所以派別輪流坐莊、不停更換首相也就成常態了。現在執政的日本民主黨，由於其成員很多是從自民黨脫胎而來的，所以，就不可避免地遺傳了自民黨的風氣。菅直人辭職後，本次民主黨競選黨首的候選人數如此眾多，就説明瞭民主黨也是一個派系林立的政黨。
第二，政黨政治體制的不成熟導致了眾參兩院體制的不健全。從自民黨後期安倍晉三開始，日本的議會進入了所謂的“扭曲國會”時期。在“扭曲國會”的情況下，由於在野黨主要以迫使執政黨解散國會重新大選贏得政權為目的，所以執政黨的各種法案就無法順利通過，國會也就淪落成了朝野政黨相互攻訐、討價還價的場所，首相也失去了威信。執政黨為了重新贏得民意支援，不得不頻繁更換首相。
第三，日本媒體的推波助瀾。這幾年，日本首相下臺的一個重要參數就是民意支援率，一旦民調指數低於20%，就意味著這位首相該下臺了，從安倍晉三、福田康夫、麻生太郎到鳩山由紀夫和菅直人，都是在民調指數跌破20%以後而黯然辭職的。這也説明瞭大眾媒體在日本政黨政治中所起的獨特作用。由於各大媒體極大地影響著選民的投票意向，所以如果沒有過硬的個人魅力或高超的表演技巧來取悅各路媒體，那就無法在首相位子上常呆下去。當年小泉純一郎之所以能夠執政5年有餘，就是因為他在日本各大媒體和普通民眾中具有超高的“人氣”，即使在小泉辭職後，呼喚他重回首相寶座的也是大有人在。
這種年年換相的局面如果不斷重復下去，很難説日本這個國家還有多大的前途。近日，國際信用評級機構穆迪就下調了日本的主權信用評級，而下調的理由之一就是日本頻繁更換首相而缺乏一貫的政策。今年日本已遭受了極為沉重的自然災害等多重襲擊，在這危難關頭，日本更需要一位能夠勇挑重擔、撥雲見日的真正政治家去重建日本，去重拾日本社會失去的信心。（龐中鵬 中國社科院日本研究所學者、國際關係博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