冀中星事件的真相，時隔多年，仍撲朔迷離。廣東有廣東的説法，山東有山東的陳詞，無論是非怎樣糾葛，有一點是肯定的：當年的“真相”，顯然沒有説服得了當事人的絕望。輿論上一片唏噓，同情甚至溢美。可事實上，以非正義的手段實現所謂正義的目的，程式已千瘡百孔、面目可憎，這與看似窮兇極惡的廈門陳水總、江西錢明奇，本質上還有什麼差別？
不管是廣東還是山東的説法，都牽出了冀中星事件的另一個“主角”，即治安隊員。就像前幾日“突然倒地死亡”的瓜農鄧正加一樣，不管結論如何，若沒有城管“登場”，鄧不會死得如此“突然”——同樣，要不是冀中星“碰”上了當年的治安員，命運或者也會被改寫。起碼眼下還説不清，人是不是被治安員打殘的，但東莞方面拿出的10萬元錢款，不管叫“救助款”還是“賠償金”，確實令人浮想聯翩。財政不是福利院，花錢總得有花錢的道理。
連日來，輿論及公眾對冀中星多有憫恤之情，這恐怕主要是遵循常理的推斷。根據東莞公安局的數據，該市約有各類治安人員15萬人。其中由公安機關直接招聘和管理使用的僅有12642人，還不到整個治安員隊伍的10%，更多治安隊員由村鎮或社區招聘和管理，“幹著警察的活，拿著打工仔的錢”。
一方面，在當年查勘暫住證的狂熱年代，不少治安員當街攔人、呼來喝去的情況，並不鮮見，治安員與千千萬萬打工者之間的“梁子”，就這麼結下來了；另一方面，因編外或臨時身份，治安員的生存壓力也並不小，在監管闕如時，於是販毒、收保護費、恐嚇罰款、以查證為由敲詐等，便將自己推向“妖魔化”的險境。
臨時工城管、連臨時工都不如的治安員，嚴格來説都不是什麼厲害的角色，其執法權都得打上大大的問號，卻在城市管理與公共服務的序列中，風餐露宿在矛盾與對壘最集中的一線。7月22日《人民日報》評眼下的城管亂象，説“杜絕城管暴力需權責相稱”。但如果僅僅從權責上考量，似乎這是個無解的悖論：沒有執法權的，怎麼能肆意執法；既然“人員不夠”，為什麼地方財政寧可賠錢挨罵，也不願規劃擴編？
城管與治安員的問題，本質上殊途同歸。很多地方説，人不夠、錢不夠，城市攤子太大，能力捉襟見肘。這不是沒道理，但如果少管點、管制粗放點，需要那麼多人嗎？城管與治安員涉及的一些管理領域，連行政許可的層級都夠不上，卻往往在地方部門的“主動作為”之下，成為緊鑼密鼓的執行領域——問題是，賣個西瓜或隨便逛個街，一般情況下，需要有那麼多與權力有染的“制服”盯著、管著、罰著嗎？
行政審批在簡政放權時，怕就怕這些最基層的執法或“類執法”部門仍我行我素。電影審批少個環節、公司開業少道手續，固然是裨益社會的好事，但那些出沒在街頭巷尾的、最司空見慣的城管或治安員，讓他們少管點、管好點，恐怕是比擴編或素質教育更重要、也更現實的命題。（鄧海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