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家寶總理在國務院召開的第五次廉政工作會議上提出，“研究推進領導幹部報告個人有關事項在一定範圍內公開”。官員的“私事”從“報告”到“公開”，這是強化領導幹部監督的一項重要舉措，也是一項利官利民的重大決策。此事被社會學家稱之為“根本性的突破”。
官員既名為“公僕”，顧名思義，就理應將本人的收入情況，將配偶、共同生活的子女的從業、房産情況及投資、出國(境)定居等情況，報告“主人”知曉。官員公開“私事”，此事説了多年，現在終於開始破題，可謂是勢之所然，這將對我國的反腐事業産生深刻而積極的影響。
早日把領導幹部的“私事”放在陽光之下，可以防止一大批幹部的墮落，這對官員是一種保護。比如，廣東有一個名叫勞德容的貪官犯事後嘆息：“當初我的行為，如果有一兩件被媒體點一點，也許我都會收手了。現在才覺得，社會輿論的監督和曝光，其實真是對幹部的一種愛護和挽救。”湖南另有一個被判處無期徒刑的貪官徐國安説：“反貪的報紙、文件、電視，我都看過，只差沒有到監獄看看。要是看過，我連一分錢也不敢貪。”人們的得益，常常是反面的比正面的多。貪官的嘆息也從反面論證了對領導幹部“私事”公開之必要。
加強領導幹部廉潔自律，從“報告”到“公開”，意義重大，但實施起來，阻力不小。公開領導幹部的“私事”，幾年來，在有的地方先後作過一些探索，像把官員的公示表貼在單位政務公開欄上，接受職工監督的；再像將幹部的工資收入、大宗財産等，通過媒體大範圍公示的。但從試點的情況來看，廉情公示猶如小石入水，未激起多大漣漪，群眾對公示的內容幾乎沒有異議。這是不正常的。要麼所作的廉情公示只是例行公事、走過場而已，要麼公示的做法和方式不夠科學。溫總理説“在一定範圍內”公開，值得認真研究，在什麼範圍公開、如何確保公開，如何確定公開程式，都並非易事；公開範圍過大，或者範圍過小，往往都不能取得如期的效果。因此，要落實溫總理的意見，還要做許多艱苦而細緻的工作。
官員“私事”，如何公開?如果一個官員資産至少有200萬，他只報50萬，怎麼辦?一些較為敏感的收入內容他不願填寫，怎麼辦?“私事”公開以後，如有群眾舉報，當如何處置?這些問題，都要有週密的對策。從我國的國情出發，當前公開官員“私事”，不妨從完善財産申報制和公示制入手。“公示”也是申報制度的一個重要環節。申報以後，應有準確的核查。對群眾舉報、社會輿論和新聞媒體反映的問題，要及時核實，依法處理，結果要反饋或向社會公佈。這樣做了，方能取信於民。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