給我一個杠桿和支點，我要用它撬動地球。兩千年前，阿基米德躺在浴缸裏豪邁地説。
當通脹壓力持續存在，提振經濟乏力之時，減稅，利用稅收杠桿振興經濟實乃眾望所歸。儘管民間與官方不同立場之間關於宏觀稅負水準高低的爭論，仍未取得較為一致的意見，但從剛剛結束的中央經濟工作會來看，結構性減稅已經成為稅制改革的共識，減稅規模也將有所擴大。
談減稅，當然離不開徵稅這一前提。拋開專家們關於宏觀稅負究竟是高是低的理論之爭，以納稅人的實際觀感，所謂稅負痛苦，不管你承認或是不承認，它都擺在那裏。此種認知，攜納稅人日漸覺醒的權利意識而來，且經媒體發酵，成為公眾所知悉的常識。包括個稅起徵點上調等諸多減稅政策之基，恰恰建立於此。
一個納稅人終其一生要繳多少稅？這筆賬事實上很難算得清。個稅起徵點上調後，據統計，原8400萬須繳納此稅種的工薪族人數銳減至2400萬。但這並不意味著，被減掉的6000萬人以及非工薪族們就與繳稅無關了。除去此稅，公民須直接或間接繳納的，還有這樣那樣的消費稅、增值稅等眾多隱形稅種。如果不是今年2月，山東一位政協委員的提案，許多人可能不會知道，賣一個1.2元的饅頭裏就要繳納2毛多的稅錢，還不包括管理費、衛生費、城市建設費等各種雜費；如果不是爆出深圳居民跑到香港買洗髮水打醬油，人們也不知道，原來內地許多日用品價格比香港甚至比美國還高。“悄悄的收稅，打槍的不要”，“饅頭稅”也好，消費稅也罷，這些隱匿經年的價內稅，一直就在不聲不響地掏著民眾的腰包。直到今天國人才普遍知曉，稅收原來真的不可避免。
以稅收原理而言，只要發生經濟行為，政府就能徵稅，無論是收入、消費還是投資，都是課稅點。就如著名經濟學家馬斯格在制定稅制原則時説的，政府要徵稅，可以在資金的流動中，即流轉稅；或者在流入口，即所得稅；或者在流出口，即支出稅；甚至，靜止的資本也可以收稅，即財産稅。所以，當南京起先決定對婚前房産加名要徵收３％契稅的時候，本來是不奇怪的；給單位職工發了一盒月餅，居然還有月餅稅，也是不奇怪的……可奇怪的是，何以公眾此前竟毫不知情？政府徵稅熱情何以如此高漲，而全然無視民眾的心有不甘？
公民依法納稅原本天經地義，因為我們要養活政府，並寄望由它來供給非私人能提供的公共物品、公共服務。然而只要發生涉稅事件，如幾經反覆的車船稅、個稅等等，徵稅行為無不激起相當的民意反彈。人們在意的，實則並非稅收本身，而是納稅的比例缺乏堅實的民意基礎，稅收的去向在很大程度上還不為公眾所知悉。國家財政收入年年創新高，今年更是首破10萬億，舉國民眾所創造的鉅額財富，僅在一個“三公消費”裏就靡耗了多少？北歐國家的高稅收伴之以高福利，我們包括公共福利在內的社會保障程度又達到幾何？各級政府每至年底便變著法兒地“突擊花錢”，“國考”年年大熱，趨之者如過江鯽，這些刺人眼目的新聞，無法不令人愁鬱胸中。
當作為納稅人的個體陣痛的時候，不少中小（微）企業也在感受“滅頂之災”。年關將近，浙江、廣東、福建等向以民營經濟發達著稱的省份，一些企業主卻扔下廠房設施，以及等著拿薪水回去過年的工人悄悄“跑路”，更有甚者，懸梁跳樓。內裏固然有銀根收緊而致資金鏈斷裂的政策誘因，利潤微薄、不堪稅負之重，也是隱匿于“最後一根稻草”下的罪魁。中國社科院財貿所所長高培勇曾披露的一組數據顯示，在當下的中國，90%以上的稅收收入，來自於企業法人的繳納，而中小（微）企業佔去了企業總數的99%，是他們貢獻了中國60%的GDP和50%的稅收。然而也正是他們，處於難承稅負重壓的困窘境地，《中國經濟週刊》在浙江溫州對從事製造業的小企業主進行過一個調查，發現一個年産值在5000萬的工廠，如果完全繳納各種稅費，那麼它的凈利潤不會超過2%，即大約只有100萬元，連設備維護的費用都不夠。也因此，中央黨校教授周天勇才斷言，“90%的企業不偷稅漏稅可能會倒閉。”逃稅化生存，成了中小企業家家必備的秘笈。
我們説，不論是為降低所謂公眾的稅負痛苦指數，還是挽中小（微）企業于將傾，乃至拉動內需提振經濟，為“三駕馬車”中的消費短板助力，減稅都是必不可少的徑路。我們也注意到，近些年來的稅制改革和稅收政策調整上，減稅一直是主基調，今年圍繞於此而出臺的善政亦多，除個稅改革這一萬眾矚目的惠民之策以外，還有針對中小企業的“增值稅營業稅起徵點調高”等等。但同樣或者説更為明顯的是，與“國富”迅猛的增幅相比，減稅讓利的力度尚遠遠不夠，結構性減稅的步伐還須邁得更大。與此同時，把過於龐大的行政支出壓下來，少“開源”多“節流”並完善資訊公開，把公共保障推上去，以實現藏富於民，真正還民眾以“納稅光榮”的信心，也是不可或缺不容稍緩的另一極。這一進程迄今雖一直在延續中，但我們仍希望，它的膽略可以更大，它的局域可以更廣，它的視野也可以更遼闊。因為民心所繫，當為善政之源源動力。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