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月23日《人民日報》刊載李麗輝文《個稅改革：起徵點不能跟著感覺走》。該文指出情緒化、非專業的聲音很高調，容易受人矚目；理性、專業化、力求公允中肯的聲音，卻常常被淹沒。
如果沒有理解錯的話，李文所指“情緒化、非專業的聲音”，自然包括了全國人大在網路上收集的22萬多條有關個得稅的建議，而“理性、專業化、力求公允中肯的聲音”當然包括了中國人民大學財政金融學院教授朱青、財政部財政科學研究所研究員孫鋼、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劉佐等專家的意見。李麗輝同志，我們也不能忽視這樣的事實：民意的聲音很難有平臺發出，發出來也很難得到採納，而專家常常不需要發出聲音，就可以推出這樣那樣的草案。
文章説，對於減除費用標準究竟多少合適，國家稅務總局稅收科學研究所所長劉佐再次指出，人們的收入水準不同，對繳稅多少的感受也不同；確定減除費用標準，不能跟著人們的“感覺”走，必須要以客觀數據作為依據和支撐。我們可以不懷疑專家的專業忠誠，不懷疑專家角度思考問題的必要性，但也不認為非專業的聲音就一定是情緒化的，從而是沒有參考價值的。因此也就認為專家真的需要躬身傾聽民聲、了解民意，好好體味民眾心聲蘊含的合理性、科學性。
我們並不排除記者在採訪中所發現的，人們心目中減除費用標準的高低，往往與自己的收入聯繫在一起。月工資不到5000元的，覺得3000元的標準還行；月工資8000元到1萬元的，認為減除費用標準定在5000元比較合理；而月工資萬元以上的，則希望減除費用標準上調到8000元或者更高。説白了，個得稅標準的高低，當然是財政收入和百姓收入之間矛盾的博弈，此消彼長，顯而易見。所有的稅種，都該這樣進行博弈。不過，其他稅種是隱含的，而個得稅是顯見的。
回首我國個得稅徵收歷史，只有1980年9月10日《中華人民共和國個人所得稅法》頒布並施行的初始幾年，還比較合理。1981年我國城鎮職工平均工資每月60元，個稅起徵點800元，是月工資13.3倍。確實起到調節個人收入，縮小收入差距的作用。然而由於個得稅起徵點的調整沒有前瞻性，沒有規則，導致800元起徵點一直持續到2006年。而2005年國有單位職工平均工資18364元，集體單位平均工資11283元，兩者平均工資都遠超過800元，個得稅全然變成工資稅。
令人極其遺憾的是，由此至今，雖然個得稅的起徵點調整過多次，但都是因為缺乏前瞻性和規範性，卻始終沒有跳出“工資稅”的泥潭，導致個得稅的徵收效果與初衷南轅北轍。如果現在按照專家們的意見，把個得稅的起徵點定在月收入3000元，可以設想的結果是，在CPI居高不下的通貨膨脹情勢下，在國家關顧民生、促進內需消費、保障勞動者權益、提高百姓收入的情形下，勞動者的月均收入不久便超過3000元，個得稅，不久又重蹈徹頭徹尾的全民工資稅覆轍！（柏文學）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