江西萍鄉安源區五陂鎮一名80後黨委委員鄔戀參加工作8個月，尚在公務員試用期內，便被破格提拔為副科級幹部。該報道同時指出：該鎮總人口2.1萬，鎮領導班子卻有18人，並設有人大專職副主席，違反了江西省內出臺的相關規定。但是，該鎮一名黨政工作負責人曾表示，鄔戀的提拔符合正規程式。（7月18日中國青年報）
最近幾年以來，地方政府領導職數超編事件被多次曝光，但大多限于縣一級領導班子。近日，媒體爆出江西萍鄉安源區五陂鎮領導班子有18人之多的“巨超事件”，向社會暴露出鎮級基層單位的超編問題。
如果説縣級領導班子超編有前幾任領導職數“消化不良”導致産生“後遺症”的因素，那如今這種越發基層化的班子超編不禁讓人深思：“五陂鎮超編”單純是一個編制數量或者待遇的問題嗎？筆者感覺不是的。對此，社會不但要看法律規定、幹部任免程式，還要結合鄉鎮工作實際對其進行深入思考。
首先，這映射出鄉鎮基層公務人員升遷難的窘境。鄉鎮公務人員總體數量多，但升遷極慢，由副股級幹部到副科級幹部要經過至少十幾年的時間，工作二三十年直至退休依然是股級幹部者比比皆是。這種情況下，有編制人員卻無人幹具體事的現象非常普通。升遷無望，工作積極性從何談起？要想提高工作積極性，提拔是一個最可行的途徑，可是領導職數有限，稍微動幾個就越超編的“雷池”。要等退休的“蘿蔔坑”出現，“蘿蔔”怕是要“爛在鍋裏”了。
其次，縣一級無法消化的需要提拔的人被調配到鄉鎮，鄉鎮也很無奈。縣一級各機關單位的職數也是有限制的，但為了給人騰位置，為了提拔人，在風險大、職數有限的情況下，只有把這些人調配到鄉鎮。這樣一來，風險度最小的鄉鎮成為幹部升遷的最後收容所，這個副鎮長、那個副主席、再來幾個委員，所以這鎮政府也就官滿為患了。這，你能怨得著鄉鎮嗎？
另外，這反映出中國公務員序列監督舉措太少，監督力度太差，監督的意識不夠，監督制度不完善。《中共江西省委江西省人民政府關於實施市縣鄉黨政機構改革的通知》早有規定，“人口在1—3萬之間的，設黨委委員5—7名，正副書記2—3名；政府正副職3—4名；人大主席子團主席由黨委書記兼任，不設專職副主席。”但是，誰真正來監督這個規定的落實情況？誰來懲處違反規定的單位和人？很難。怕是很多違規者即是監督者，這豈不自相矛盾？
其實，鄉鎮超編與縣級政府的概念並不太一樣，縣級政府領導超編意味著大量的財力超編，比如用車、招待、待遇等。而鄉鎮政府領導超編大多是為了個名分，經濟上的意義並不大。因此，社會看待“五陂鎮超編”，不但要從法律角度看，還要看國人根深蒂固的官本位思想，更要看農村基層公務員的生存現狀。
正因如此，筆者以為，“五陂鎮超編”不單純是個編制問題，而是個很複雜的問題，靠暴風驟雨的輿論監督無法從根本上去遏制，需要社會從長計議，可持續發展的確實解決好這一問題。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