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25日,2013年中央機關及其直屬機構國家公務員考試正式開考。寧波國考考場前出現不少豪車,一對情侶開賓利前來參加考試,男方前後考過6次,因為女友母親要求:考不上公務員,別想當女婿。(11月26日《現代金報》)
不管是“丈母娘推高房價”,還是丈母娘逼準女婿考公務員,折射的都是丈母娘心中的價值標準,不妨稱之為“丈母娘價值標準”。按照這個標準,嫁一個公務員,不管是收入還是住房,乃至孩子入托等等一系列體制福利,就都不用愁了,至少是比普通工薪族優越得多。並且一旦步入體制,還意味著未來的做官、掌權、社會關係效應等“機會收益”。“丈母娘逼考公務員”顯然是比“丈母娘逼買房子”更務實。
丈母娘的要求反映的是時下社會通常的價值標準:所求之物不是稀缺的,就是“硬通貨”。在當下,有房和當公務員確實都是“硬道理”之一,所以,設置這等門檻的丈母娘都是有眼光的。當然,生活在今天的人們其實都有這種“眼光”。然而以樸素的道理來説,“丈母娘”本不該有這樣的價值標準:住房本來是基本的生活保障;而公務員不過是一個從事公共服務的職業,這兩樣東西如此受“丈母娘”追捧,反證的是社會基本生活保障的稀缺與公職概念的某種異化;而如果“丈母娘價值標準”正常,社會的某些價值標準一定是有些問題的。
任何社會裏,房子當然都不能白住,生活上存在適當壓力,有利於對人的激勵效應,反過來促進社會工作效率。然而當基本生活保障給人們帶來巨大的恐慌情緒,不論對個體還是社會,勢必是負能量大於正能量。特別是房産空置率居高不下與買不起房的反差,證實的是社會分配的嚴重失衡。“丈母娘推高房價”絕不僅僅是樓市問題,更是社會價值取向的一種標誌,它提示著社會發展路徑與手段上的某些不合理,更警示著某些現實與潛在的負能量因素。
而公務員成為安全與幸福的符號,甚至代表著“社會硬通貨”,則更令人不安。當大量高學歷人才一齊涌向社會公共服務崗位,而主要動機並非是甘心做公僕,而是衝著安全、幸福以及機會收益的“遠大目標”,結果必然是被服務者的安全與幸福被埋下隱憂。
所謂“丈母娘價值標準”其實也是社會上共同認同的價值標準,而社會共同的價值標準又來源於社會現實,根本上説由整體社會的行為模式決定。那麼,當社會價值標準不符合正能量標準時,應該反思的就是模式問題。“丈母娘推高房價”與“丈母娘逼考公務員”,都不能當笑料對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