最近，有媒體以“你幸福嗎”為主題的一系列報道使“幸福”成了熱詞，引發大家對幸福的思考。又有媒體報道，全國至少18個省市明確將“幸福”列為施政目標，有100多個城市提出建設“幸福城市”。媒體評論認為，政府的幸福測度是對唯GDP論的一種糾偏；而專家更以為，“幸福口號已經成為趨勢，‘幸福’已形成共識”。
在一個盛行唯GDP論的時代背景下，政府改以人民幸福為念，令人心嚮往之。近一二十年來，GDP一直主導著官員們的發展思維，政府致力高投入，結果就是高房價、高物價、高稅負，民眾生活壓力過大，普遍呈現焦慮、浮燥的心理症狀。而所謂幸福，簡言之就是生活無憂加快樂。
在中國傳統社會，人們除了福、祿、壽的觀念，也有對“樂”的感悟。而所謂“幸福”，融合了福、祿、樂，是一種西方舶來的價值觀念，它落腳于個人的主觀感受。按亞當 斯密在《國富論》中的論證，大多數人是通過財富來追求幸福的。人有了財産，就向幸福邁進了一大步。但傑斐遜晚年説，“德行是幸福的基礎”。富蘭克林則斷言，“德行與幸福乃是母女關係”。如此説來，個人要追求幸福，與政府關係不大。
但對於人民幸福，政府還是可以有所作為。18世紀歐洲人就認識到，不管人們如何理解幸福，饑荒、瘟疫、戰亂都與幸福不相容。上世紀末，多項跨國研究表明，在一國收入水準很低的時候，隨著每人平均收入增加，國民幸福感也越來越強。經濟落後國家，一般都是人民幸福感很差的國家。這意味著，政府的確可以通過發展經濟，為人民幸福“建功立業”。
在中國，政府似乎用武空間更大，可以做得更多，取得更大“成績”。這是因為，由於唯GDP論根深蒂固，很多地方官員通過強徵強拆、抬高房價等極大地擠壓了的民眾幸福感。只要他們觀念一變，人們少一份壓力，就有可能多一份生活的從容與快樂。很多地方提出，要在就業和收入、醫療健康、社會保障、消費和住房、人居環境等方面下功夫，“送福”到家。只要實實在在做下去，就能奠定人民幸福之基。
但問題是，政府的這些舉措有利於民生幸福，但遠不是讓人民幸福本身。今年4月，美國知名專欄作家羅伯特 薩繆爾森在《華盛頓郵報》上撰文認為，政府也許可以在一定程度上消除使人們感到不幸福的原因（饑餓、失業、疾病），但沒有痛苦並不意味著幸福，讓每個人實現幸福並不是政府的義務。現在各地政府出臺的“送福”新政，無非是就業和收入、醫療健康、消費和住房之類，本屬政府的傳統功能。謂之幸福指標，不過是一種包裝。
更為關鍵的是，將幸福列為施政目標，暗含著政府萬能的思維。羅伯特 薩繆爾森就擔心，如果允許政府幫我們“追求幸福”，政府卻有可能借機對社會強加更多干預。1814年，拿破侖戰敗，在楓丹白露簽署退位詔書時，他對將士們演説：“我曾經想要使法國幸福，但我沒有成功。”致力於人民幸福的信念，完全可能令政治人物産生救世主心態，造成人們意想不到的災難性後果。
政府放棄唯GDP論，致力於“人民幸福”的施政目標，看起來是好事，但也是一個巨大的悖論：我們願意讓政府在人民幸福上施展拳腳，但曾經過度擠壓我們幸福感的，不正是不少現在以人民幸福為己任的政府部門嗎？若幸福僅僅是官員的一個口號則已，如果官員們過於認真與執著，會不會意味著政府權力的新一輪擴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