廣東政協委員范松青提交了一份提案，他希望在通貨膨脹抑制了居民合理消費增長的情況下，由政府向市民直接發放或補貼1000元消費券，以刺激消費擴大內需。（1月8日《南方日報》）
此前，素有“批評經濟學家”之稱的許小年、獨立經濟學家謝國忠都曾指出，收入分配的改革是中國經濟調整、拉動內需的核心問題。他們都想通過以國資的力量來強化百姓的社保，解除百姓的後顧之憂來推動消費；而直接發紅包雖然方式不同，但是“以國資富民來拉動內需”的思路是一致的。
早在2008年11月，對於當時“各省市投資總額超過10萬億，遠高於中央4萬億”的建設熱潮，筆者就曾擔心，很多投資延續舊思路，很容易産生新一輪的“投資大躍進”；再則把投資過多投向基本建設，而涉及民生的保障水準、公平訴求等社會工程不予在意，不僅不利於對“內需救經濟”的有效挖掘，而且存在社會問題累積的隱患。如今，經濟學家和政協委員的建議，讓人們看到了國資效用最大化的“優勢比較”新思路，非常值得重視。
這個思路不僅可以從消費一端傳導需求資訊，向上刺激經濟發展，還可以以此調整分配關係，解決一部分社會問題。尤其一定程度上解決被廣為詬病的公平訴求——通過派發全民紅包，改變社會資源分配中的“馬太效應”。儘管這種改變尚顯微不足道，但總比不做要好。
肯定上述“新思路”，並不等於贊同倉促推出。紅包發給誰？怎麼發？又是一個在解決公平時面臨的另一層公平問題。給全民派發紅包這件事，應該作為調整國有資産發揮效用的手段來認識，建議本身的善意不容忽視。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