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市場經濟活動中，産能過剩本來是一種正常現象，不是新問題，也不是洪水猛獸。但當前的産能過剩越來越嚴重，其特徵值得我們認真思考。首先，當前産能過剩的重要原因之一是行政力量推動産業發展，而市場機制沒有充分發揮作用。比如，在産能已經明顯過剩的情況下，仍然有16個省（區市）把鋼鐵、23個省把汽車作為“十二五”時期的重點發展産業。
具體到某個項目來看，在得到一些不規範的優惠和減免後，企業的投資、生産的成本偏低，沒有反映真實成本，造成了市場秩序扭曲混亂。
第二個原因是近些年經濟的波動性比較大。在國際金融危機之前，我們過了幾年高增長低通脹的好日子，這樣一種好態勢使得投資者對前景過於樂觀，但是危機造成內需和外需全部收縮，市場需求的大起大落和政策的急劇調整，加劇了産能過剩的矛盾。
第三個原因是我們傳統的靠項目審批來管理經濟的方式失效。儘管有比較強的投資審批制度，但沒有控制住。早在2004年國家就出臺文件，對鋼鐵項目在品質、能耗和資本金構成等方面做了很多規定。如果達不到規定，國家不予核批，不予備案。但是2004年以來新建的鋼鐵項目，只有四成經過合法審批。這説明在執行規章制度的時候，地方放鬆了監管。説到底，還是有單純追逐GDP的心態和行為。
這麼多年，我們一直在淘汰落後産能，可就是成果不顯著，原因就在於政府的手與市場的手，沒有牽在一起，反而經常“掰手腕”。 正常情況下，市場的力量應該是可以淘汰低端落後産能的。政府之手必須與市場之手相協調，不能袒護低端落後産能，不能給低端産能搞“雪中送炭”，要讓他們自然死亡。這樣雖然有陣痛，但絕對值得忍一忍。
未來，應建立起矯正産能過剩的長效機制，減少政府的投資項目審批，建立新型準入制度。現在的投資項目審批是管投資規模、管投資效益等，其實這是投資者自己最關心的，政府不應該關心。新型的準入制度要用節能、環保、安全生産等指標來對投資項目進行約束和管理，只要把好了以上關口，讓企業在公平的環境下競爭，市場的優勝劣汰機制自然會發揮作用，無需政府過度操心。（楊 義）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