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日，全國政協委員、國資委前主任李榮融將國企與NBA的明星球員科比相提並論，引來很大爭論。他在回應“國進民退”爭議時提到，“國企和民企這是組成了一個中國代表隊，就像美國籃球一樣，湖人能缺了科比嗎？沒有魯冠球能有一汽二汽嗎？沒有河北160多家民營企業做配套能有東風企業嗎？”他還提出，大企業背後是大量的中小企業，因此，國企和民企不是對立的。
有人認為，科比與國企的最大區別在於“科比又不是裁判的長子”。還有人調侃：“科比運球時，沒有禁止別人搶球；科比投籃時，沒有禁止別人蓋帽，而這些問題國有企業卻全有”。
“科比論”傳遞出一個信號，就是國企在中國的市場經濟中處於重要位置，而民營企業像是那些為東風企業提供配套設施的企業。這樣的觀點早已落後於我國的經濟發展。我國憲法最早提出，個體經濟是社會主義公有制經濟的補充。而1999年的重大修訂則提出，非公有制經濟是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的重要組成部分。條款的變化很清楚表明，民營企業在市場經濟扮演著重要角色，並不是處於從屬地位。當時的修憲被認為是我國社會經濟上的重大變革，也為我國加入世界貿易組織奠定重要基礎。
十幾年前，有一種説法是，要增強一個國家的競爭力，就要擁有一些舉重輕重的企業。比如日本有六個大型企業集團，而韓國擁有十個大型商業企業集團。因此，我國需要扶持一些大型企業組成國際“艦隊”。“科比論”其實還是“艦隊論”——以大型國有企業為旗艦，民營企業為輔，打造一個體現國家競爭力的團隊。
時移境遷，今天，“艦隊論”已經過時。如韓國的“大企業政策”，便讓韓國民眾在亞洲金融危機中吃盡苦頭。韓國大商社的模式一度被認為是韓國經濟奇跡的源頭。在國有控股銀行的鼎力支援下，這些大商社瘋狂地對內及對外擴張。大商社在國內擁有很高的市場佔有率，也在國際市場上佔領了大量的“地盤”。遺憾的是，在預算軟約束之下，大商社的凈資産負債率出奇的高。今天韓國對大商社模式的弊端已心中有數。
誠然，面對不同的競爭領域，國企和民企不是對立關係，但國有企業的一味壯大不僅威脅著民營經濟的發展，還從根本上威脅到市場經濟體系的建立。這是因為，一方面，國有企業的實際競爭力並不強；另一方面，國有企業消耗大量的金融資源，而民營經濟卻在市場浪潮中艱難求生。
即便以組建“國家隊”的視角來看，民企也不應被置為“板凳球員”的從屬地位，畢竟，發展市場經濟需要更多像科比一樣能成為主力的民企，而不是由國企一直充當著核心球員。（吳木鑾）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