溫州一直是中國民間金融的榜樣，近期卻爆發債務危機，有企業主出逃，有老闆跳樓。
溫州的債務危機，直觀地來看，是一些企業借了高利貸，還不起賬，從而引發危機。而其實質，則是民營企業在非公平市場環境下的必然結果。須知，此次陷入危機的不僅有落後産業，還有許多明星企業。如果連具有發展潛力的明星企業都大面積陷入危機，這只能説有些深層次的原因。
這些陷入危機的企業為何要借高利貸呢？自然不是企業老闆腦子進水，而是企業經營過程中為了應付一時的資金困難，從正常金融機構貨不到款，退而求其次，逼迫無奈才向民間借貸。而民間資金一般都利息高，有些年息達180%，這樣的利息，必須有超過利息的利潤才能應付。但在全球經濟尚未走出低谷的情形下，中小企業原本就處境不佳，高利貨則成為壓垮他們的最後一根稻草。
有個資料很能説明問題的本質：據有關統計，國有部門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約為40%，貸款佔金融機構貸款總量的80%；非國有部門貢獻率約為60%，貸款卻只佔不到20%。這意味著大多數中小企業根本無法從銀行得到貸款。當金融機構存在政策性歧視，民營企業要發展起來，自然非常困難。現代市場經濟，金融應當是實體産業的重要支撐，理當血肉相連，榮辱與共。但現實是，國內金融機構往往充當國有企業輸血者的角色，根本沒有對所有企業一視同仁，難以起到現代市場經濟中金融支援者應當具有的角色。
與此同時，我們還不準民間舉辦銀行業，民間借貸機構無吸蓄功能，這必然讓民間借貸火爆而不正常。正是金融機構的政策性壟斷，使得民間借貨處於灰色地帶，結果就是利息高昂，亂象叢生。
就此來看，溫州債務危機的實質，是金融壟斷和民間金融機構長期被打壓，中小企業又被國有銀行長期歧視性對待雙重作用的結果。當正常金融競爭不存在，資金難以形成正常價格則；當國家的經濟被壟斷資源性企業和壟斷金融機構所控制；當實體與金融兩大壟斷領域又自然地結成“同盟”關係，處於下游的中小民營企業還有活路嗎？當然，除了政策性擠壓，稅負偏重也是中小企業處境艱難的重要因素。
因此，要解決當下溫州債務危機，就得改變國內金融機構對中小企業的政策性歧視，改變金融壟斷，讓民間金融機構和國有金融機構處於平等的競爭地位。可以説，對中小企業放水養魚，輕徭薄賦，民營企業就會重新走上金光大道；如果不能解決這類問題，類似溫州債務危機事件，還會大面積上演，經濟發展必然會付出高昂代價。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