亞洲製造業協會首席執行官羅軍今日在接受中新網財經頻道採訪時表示，金融危機之後，“招工難”現象在不少城市間出現，表明我國製造業已經成功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開始全面復蘇，勞動力迅速增加。
他表示，從八十年代的大量農民工“盲流”到今天的“招工難”，真實地見證了中國改革開放的巨大變化。九十年代之前，各級政府重點確保城市人口充分就業，對於大量的農村剩餘勞動力，卻是心有餘而力不足。
他説，今天的格局卻發生了戲劇性的變化，農村勞動力已經不再被稱為“盲流”，就業局面也發生了根本性改變。這些變化充分反映出我國經濟結構已經取得了可喜的成就，這些改變成功表明我國工業化、城市化進程的明顯加快。金融危機之後，“招工難”現象在不少城市間出現，表明我國製造業全面復蘇。
農民工變産業工人 産業工人變創業老闆
他認為，“招工難”是生産力發展的客觀規律所決定的，具有非常積極的意義和作用。過去的農民工怎麼一夜之間就不見了，難道重新回去武功了還是做了別的工作?通過調研，發現：第一、通過改革開放30多年積累，我國工業化進程明顯加快，大量農民工已經轉化為經驗豐富的産業工人。在資源和環境的雙重壓力下，東部沿海地區的産業開始陸續向中西部地區轉移，原來的産業工人開始變為創業老闆;二是説明我國製造業已經成功走出金融危機的陰影，開始全面復蘇，企業産銷兩旺，勞動力迅速增加。
但是，在調研中也發現，當前出現“招工難”的企業一定不是非常優秀的企業，往往都是工作環境差，工資福利待遇低，缺乏競爭力的企業。而像華為、中興這樣先進的製造業企業並沒有出現“招工難”現象。
轉型和結構調整是企業存亡的當務之急
他稱，對於如何緩解“招工難”，或者徹底解決“招工難”，關鍵是企業自身要適應社會發展需求，加快産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步伐，依靠科學技術改造和提升傳統産業。同時，企業應為員工創造舒適寬鬆的工作環境，激發員工的工作熱情;其次，政府要積極引導企業及時淘汰落後的生産工藝，嚴格執行國家環保政策，堅決杜絕高排放高污染高輻射的企業生産。另外，政府應該抓住産業升級和結構調整的機會，為新興産業的發展提供各種配套政策，鼓勵具有自主智慧財産權的企業進一步做強做大。
勞動力成本優勢還將繼續存在 但是差距在逐步縮小
他指出，中國經濟在改革開放30年來之所以能夠取得今天這樣的成就，中國製造業功不可沒。那麼，中國製造業靠什麼取勝?靠的是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優勢，過去10年，美國産業工人的平均工資大概是2萬人民幣，而中國産業工人一般是800元人民幣;今天，中國的産業工人工資平均大概提升到1800元人民幣的時候，美國産業工人的工資已經達到3萬人民幣左右。工資和福利的確是企業招工的重要因素。但是，表面上看起來是工資福利，其實背後折射出來的是企業的綜合競爭實力，如果企業沒有良好的經濟效益，怎麼可能給員工豐厚的福利待遇呢?
他稱，中國製造業過去靠低廉的勞動力成本優勢不可能長期持續，這種策略不是長久之計。越南、菲律賓等工業化後起國家的勞動力成本僅僅相當於我們10多年前的水準，中國大量的勞動密集型産業開始向周邊國家轉移。伴隨著中國工業化進程的加快，中國製造業在高端領域取得了不少進步，未來中國製造業競爭的核心關鍵在於科技。今天，我國推行的産業升級和結構調整措施就是旨在全面提升中國産業的核心競爭力。
勞動力素質和綜合能力顯著提高 有利於産業升級
他強調，明顯感覺到，現在農民工與城市子女在就業上基本沒有太大的差距，體現了社會的公平，減少了歧視和不平等。第一代農民工基本上是文盲或半文盲，缺乏相應的文化技能，從事的是“臟、苦、累”的勞力活;第二代農民工基本上高中畢業生或技校等中專生，能夠熟練使用電腦等新興科技，在工廠裏面開始從事機械操作員，成為熟練的産業工人;第三代農民工基本上是大學生或職業技術學院的學生，有過正規的、系統學習經歷，基本上與城市子女處於同一工種。
“整體上看，我國勞動力結構隨著經濟結構的提升而提升，勞動力隊伍開始更加成熟穩定，對於我國産業升級和發展提供了強有力的支撐。當然，勞動力素質的提升，工資福利待遇也發生了很大的變化，總體來講，是適應了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部分科技型製造業企業可能在短期內也會出現“招工難”的現象，不過，這種現象將是短期現象，不會持久。”羅軍説。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