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世紀90年代，公路上亂設站卡、亂罰款、亂收費現象十分嚴重，不僅極大增加了物流成本，還造成民怨沸騰。因此，從1994年起，國家開始對公路三亂不斷進行治理，但治理17年之後，河南一個維權司機披露，現在公路三亂仍然非常嚴重，全國每年的公路罰款可能高達4000億元。(5月12日《新京報》)
儘管每年公路罰款4000億元是一位維權司機披露的，非官方數據，但依然有參考價值，因為“罰款經濟”已經成為一大特色，尤其是公路罰款最常見。如果公路罰款4000億屬實的話，那麼，每年“三亂”所收取的錢數無疑是一個天文數字，估計比4000億元要多幾倍。
無論是媒體曝光路橋收費暴利超過房地産，還是公路“三亂”亂到極點，都表明這些腐敗成本已經計入物價，讓公眾來買單。顯然，不管是穩物價的“國16條”，還是收縮流動性，或者應對輸入型通脹，都難以讓物價低頭的一個重要原因是，沒有觸及物價高企的腐敗成本。
國家統計局5月11日公佈，4月中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同比上漲5.3%，漲幅比上月略降0.1個百分點，比市場預期略高。經濟學家們普遍認為，通脹形勢還沒有顯露減緩趨勢。扣除蔬菜價格的短期異常波動，物價全面上漲的態勢明顯；而考慮到未來蔬菜價格可能出現的反彈，未來物價上漲的形勢依然嚴峻。
在物價上漲形勢如此嚴峻的背景下，我們必須要深刻反省很多現實問題。比如，壟斷油企能否讓利避免油價推高物價；有關部門能否對路橋高收費早日説“不”；再如，能否徹底清查公路“三亂”為物流成本減負。可以説，不反思解決這些問題，即便沒有全球性通脹，中國物價成本也極其不合理。
在我看來，不能讓媒體對公路亂罰款問題白白曝光，有關方面和各地政府要主動認領各自責任。首先，審計部門理應對公路亂罰款進行專項審計。2008年，審計部門曾對公路收費問題進行過專項審計，發現了規模過大增加社會成本、通行費收入遠高於成本、收費減免範圍隨意擴大等問題，但卻對亂罰款問題不見專項審計。
我以為，“審”清楚公路亂罰款問題是治理的前提。如果不審計，很難摸清違法主體和涉及金額以及罰款的流向，自然也很難針對性下藥。同時，由於公路亂罰款的實質是腐敗，因此，紀檢監察部門也要介入調查，把亂收費的“罪魁禍首”揪出來進行嚴厲問責。
其次，糾風辦、公安交通管理部門、交通運輸管理部門作為公路“三亂”問題的主要監管者，不僅要主動公開向公眾道歉，反思各自監管漏洞，更要拿出切實可行的整改辦法來。公路“三亂”治理了17年，今天依然是這般亂象，只能説明治理決心不夠，治理力度不夠。有關部門理應為此反省，否則，公路“三亂”還要繼續亂下去。
再者，要通過調查和審計讓各地政府主動認領“三亂”。一方面，公路亂罰款與財政分成，讓人吃驚不小，這説明除了土地財政之外，還有公路罰款財政，各地究竟收了多少罰款，是如何支出的，需要交代；另一方面，各地都有不少治理“三亂”的政績來炫耀，但治理是不是在走過場，需要逐層調查並公開。
也就是説，媒體揭露的公路“三亂”問題，需要有關方面來“接棒”，絕對不能出現輿論監督是“火焰”，而公路監管是“海水”這種情況。（張海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