關於央企，最近有兩條消息被關注。一是央企去年全年有望實現利潤超1萬億元，同比大增50%，再創歷史新高。二是從今年起，央企向國家上繳紅利的比例在原有基礎上提高5%，上繳紅利的範圍也擴大到1631戶。
應該説，在央企利潤破萬億的情況下，適度提高其分紅比例是非常有必要的，也是央企的基本職責所要求的。央企從2007年9月開始向國家支付紅利，迄今不過4年，分紅比例也不高——即使是像中石油這樣非常賺錢的企業，其上繳的紅利也不過是其稅後利潤的10%，其他競爭性央企，不過為5%。因此，再提高5%的紅利支付水準，對央企的發展並不會構成不利影響，但這一舉措則讓央企意識到，還利於民，服務於民，是它天然的責任。
對此，可從兩方面來看待。首先，央企向國家上繳紅利，是由國家作為央企所有者的身份決定的。眾所週知，民企的稅後利潤完全歸企業老闆支配和處置；而央企是由國家出資創辦，其稅後利潤歸國家支配和處置，也就理所當然。否則，國家作為國企出資人的身份何以體現？
從理論而言，國家創辦企業，不是要它在市場與民爭利，而是要實現國家一些特殊的目的和特定的任務，解決私企不願解決或沒有力量解決的經濟與民生問題。就像國資委最近提出的，央企的作用體現在構建“穩定、經濟、清潔、安全”的能源供應體系，落實國家宏觀調控政策，促進經濟穩定發展以及惠民生、穩物價等方面。而目前，國家保障房的建設還存在很大的資金缺口，社保更是一直處於低水準運轉狀態，物價的高漲也影響到低收入群體的生活。諸如此類的民生問題，亟待政府去解決。央企既然從性質上説是全民企業，還利於民，服務於民，就是其職責所繫。
其次，從央企的創利能力看，儘管還存在一些長期虧損、扭虧無望、資不抵債的困難央企，但作為整體，央企的盈利能力這些年無疑有了很大提高。央企在盈利能力提高後，雖然自身還有許多問題需要解決，如有一些按規定應提未提、應攤未攤、應補未補的各類欠賬以及長期未處理的各類資産、收入和費用等；對歷史遺留的企業辦社會、廠辦大集體、離退休和內退人員費用負擔等，也還未按政策落實到位，但也必須為解決民生問題出一份力。否則，人民要央企、國家要央企幹什麼？
這裡的關鍵還在於，央企之所以盈利能力比過去有大幅度提高，與國企改制和發展過程中，國家不斷向企業注入政策等資源，剝離企業社會負擔，甚至直接向虧損企業進行補貼大有關係。換言之，是國家承擔了國企改制和發展的很大成本，從而使得國企能夠借助上述特殊資源在市場競爭中取勝。國家承擔國企成本也就是人民在承擔國企成本，所以，國家進而是人民有理由要求央企進行必要回報。
另外，像銀行等金融類央企未納入紅利上繳範疇之內，是不應該的，因為國家對銀行支付的改製成本非常高昂，但現在它們都盈利豐厚，因此必須要求它們也繳納紅利。
除強制央企向國家分紅外，收上來的紅利如何使用，亦是一個需要關注的問題。是用先徵後返的形式重交給企業支配使用，還是上繳財政用於國家更急需的方面，這反映出央企的紅利是不是真的為民所用。從這兩年央企紅利的支出看，它主要用於國有經濟和産業結構調整、中央企業災後恢復生産重建、中央企業重大技術創新、節能減排、境外礦産資源權益投資以及改革重組補助支出等，真正用於改善民生的很少。這會使得央企向國家上繳紅利的意義大打折扣，所以，需要調整紅利的支出結構。
受制于央企治理結構的落後以及外部對其監督的不完善，加之維護自身利益的訴求，目前，央企的分紅水準還不夠高，分紅企業也不夠多，紅利的支出還不夠透明。下一步，必須在這些問題的解決上下工夫，真正做到央企紅利為全民所分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