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西安，這樣的法規在一些人眼裏卻成了一紙空文。他們利用手中的職權，不僅非法佔用大量的人行道充當停車場收費斂財，甚至還將人行道當成商品私下交易，賺起黑心錢。一個城市的公共資源就這樣淪為他們手中牟利的工具。（6月9日《京華時報》）

　　人行道禁止停車是一條法律紅線，因為其關乎到出行安全，誰也無權逾越。然而在城市車位越來越緊張，停車越來越難的情況下，城管部門本應加強對人行道停車的管理，以確保人行道通暢，避免出現因停車佔用公共資源，加劇人車之間的矛盾，特別是給殘疾人出行以無障礙保障。可其卻反其道而行之，將人行道作為營利的“搖錢樹”，與相關商傢俬相授受，坐食分紅而牟利，公共資源就成了一些執法機構的利益工具，公共責任滑落如此，令人不免唏噓喟嘆。

　　有一種停車場叫人行道，這也是一種典型的執法為利。執法者作為違法者，其行為比其他人更加可怕。一方面這屬於權力的濫用，損及的是公共利益。另一方面其行為會形成極大的破壞性。執法犯法比有法不依更可怕，它直接貶損了法律“公正、平等”的公信力。己所不欲勿施於人，若執法者自身不守法形成“執法犯法”，必然導致規則的失效和秩序的混亂，人人效倣之下則會導致底線淪陷。事實上很多社會亂象，比如食品安全、安全生産、環境治理，大多都是從執法為利開始的。

　　執法為利的巨大破壞性和危害力，現實中有很多例證可以佐證，當環保部門將污染企業視為“衣食父母”之後，就會對污染行為給予縱容；當工商部門收取了保護費之後，就可能會給造假企業通風報信。比如一些縣級環保局長説：“污染企業咋成了我們的衣食來源，我們該保護環境呢，還是保護污染企業？”還比如2011年，解放軍總後勤部聯合公安部、國家工商總局等七部委組織了聯合調查組趕赴武漢，突擊檢查兩個勞保用品批發市場，結果卻因為被工商執法人員通風報信而撲了個空。其他如公安執法為利，黃賭毒就會氾濫成災；交通執法為利，就會有治理三超行為越治越亂，甚至出現“罰款月票”之類的極端案例。

　　造成這些現象的原因，還在於權力的膨脹之下，對權力失去控制所致。一方面權力機構在不斷膨脹，逐利的衝動日益強烈；另一方面對政績考核的導向性錯誤，為執法為利大開了方便之門。“我走後那怕洪水濤天”的亂作為，與監督層面的不作為有很大的關係。若不能堅守制度籠子，對違法違紀行為發現一起處理一起，對執法為利的責任者進行嚴肅的問責以示懲戒，就必然起到推波助瀾的反作用，並最終形成“法不責眾”的局面。

　　人行道成收費車場是典型的執法為利，監管層面對此不能輕易放行，並就此反思的一個問題是，究竟是什麼造成了執法犯法，又是什麼成了權力濫用和膨脹催化劑，其治標的方向在何處，又如何最終實現治本？（堂吉偉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