妄想用暴恐事件綁架新疆,綁架兄弟民族,絕不可能得逞。最後被綁架在歷史恥辱柱上的,只能是暴恐分子和那些異想天開的隱身者
前不久發佈的《中國國家安全研究報告(2014)》顯示,2013年發生在中國境內的暴力恐怖主義襲擊有10起,呈現出地域擴大、以政府機構和軍警為主要襲擊目標等新特點。今年3月1日、4月30日分別發生在昆明火車站、烏魯木齊火車南站的暴恐襲擊事件,恐怖分子的行為更是喪心病狂,引天人共憤。
以當代國際恐怖主義的三大要素來衡量,這些事件一是“超過法理的殘忍”。暴恐分子使用砍刀、自製炸藥等常見工具,在重要公共場所造成大量無辜人員傷亡,以血淋淋的場面製造社會恐慌;二是“極度的隱秘”。以時間、空間和對象的不確定性,製造社會恐慌和混亂,而策劃者又是深度隱身的高智商人士,出場者是被他們以物質或精神控制的犧牲品,自殺式手段和同歸於盡的結局,使得事件往往撲朔迷離,難於掌控也難於追蹤。三是“明確的政治目標”。這最值得我們重視和探究,以認清暴恐事件的實質。
分析2013年以來所有暴力恐怖事件的暴徒,基本都是宗教極端分子。策劃者有計劃地網羅既無多少生活常識、也無多少宗教常識的年輕人,通過觀看宣傳宗教極端和暴恐內容的音視頻等方式,傳播宗教極端思想,然後將他們送上所謂的“通向與真主安拉同在美麗天堂的光明大道”,“視死如歸”地害人害己,製造出一起又一起的打上宗教烙印的暴恐事件,用暴恐綁架了宗教,在信教和不信教之間割裂出一條深深的鴻溝。
對普通民眾來説,宗教常識普遍缺乏,更難分清伊斯蘭教和宗教極端思想,很容易對伊斯蘭教和穆斯林産生恐懼疏離心理。正如美國學者約翰 埃斯波西托在《誰為伊斯蘭講話?》一書中所表述的那樣:西方將“反恐”等同於反伊斯蘭教,不加分析地將穆斯林視為恐怖主義“罪犯”,宣揚穆斯林移民將使歐洲在100年內“阿拉伯化”等等“伊斯蘭恐懼症”,是把伊斯蘭教妖魔化了。在埃斯波西托看來,極端主義者以政治“綁架了”伊斯蘭教,但他們根本不能代表真正的穆斯林。
具體到中國,我們有10個民族信奉伊斯蘭教,穆斯林人口約為2300萬人。再具體到維吾爾族,人口已過千萬。連續幾起暴恐事件的發生,確實容易使中國也傳染上“伊斯蘭恐懼症”。事實上,這正是暴恐策劃者的目的——他們妄圖以此將我們信仰伊斯蘭教的兄弟民族加以疏離,將新疆和祖國隔離,將維吾爾族從全國同胞中分離,妄圖通過病毒的擴散來消解我們民族團結和國家統一的根基。
但妄想是不可能得逞的。
2012年,我自駕1.5萬公里,走訪天山南北的各個地方,新疆的發展完全能用“日新月異”來形容:南疆的“驢的”已經被各種現代交通工具替代,城鎮高樓林立,鄉村新房遍地,巴扎人山人海,群眾的生活水準極大提高。我更親身感受到,新疆各族人民同樣痛恨暴恐行徑。暴力恐怖分子的表演,將自己從國家、信眾和民族的集體中孤立出來,不僅落了個形影孤單,而且因為罪惡深重,進不了天堂還成為過街老鼠,人人喊打。幾天前,我又有了一次新疆之行。聽到維吾爾族朋友説得最多的一句話就是:想用暴恐事件綁架我們新疆,綁架我們維吾爾族,門都沒有!最後被綁架在歷史恥辱柱上的,只能是暴恐分子和那些異想天開的隱身者。
這是維吾爾族朋友的心聲,也是新疆47個民族、2260萬群眾的根本利益。今天的中國正在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道路上前行,今天的天山南北迎來了發展最快最好的歷史時期。新疆各族群眾是我們的兄弟姐妹,宗教極端思想和恐怖主義是我們共同的敵人。看清暴恐事件的實質,毫不留情地打擊暴力恐怖分子,落實好黨的民族宗教政策,天山南北才會春光永在。(徐 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