據報道，《環境保護法》修訂案迎來“四審”，其中，環境公益訴訟的原告主體資格“比以前大大放寬”，條件已經變為“在設區的市級以上人民政府民政部門登記”的社會組織。

　　仔細看一下這個條款制訂歷程，確實讓人感到時代的進步。2012年一審，環境公益訴訟一度被刪，2013年6月二審，環境公益訴訟的主體指定給了“中華環保基金會”；2013年10月三審，主體指定給“在國務院民政部門登記的、連續五年以上且信譽良好的”組織。現在“在設區的市級以上民政部門登記”，基本明確了中國在“地級”以上城市登記的就可以有起訴權了。

　　比如“岳陽市江豚保護協會”，就是在岳陽市民政局登記的社會團體。它只要願意，隨時可替江豚發起公益訴訟。但如果碰巧這個組織登記在岳陽下面區的民政局，那麼他們就與公益訴訟權無緣了，而在北上廣深等大城市下面區民政局登記的社會組織，也是同樣命運。

　　可以看到，近二十年來成立的各種民間環保組織，比如廖曉義女士創辦的北京地球村，她的機構是在北京延慶的教育局裏挂靠，然後到北京延慶的民政局登記的，比如公眾環境研究中心主任馬軍，他的機構是挂靠在北京市朝陽區科委，然後到北京市朝陽區民政局登記授牌的。如果這些有著良好聲譽和影響力的環保組織不能提起環境訴訟，未免不合理。

　　細看環境公益訴訟的這個條款，裏面似乎暗藏著“社會組織的等級思想”。然而，社會組織本身追求的是社會公正，環境保護本身是要讓人人都參與進來，如果法條設計時，以“級別待遇”來封擋公眾的熱情，確實有違法律的公平，也不利於“美麗中國”的建設。

　　既然環境姓公，維護環境公益時，就需要所有公眾都能參與，就需要把維護公眾權益設定為基準目標。既然姓公，公眾參與的通路越多越好。只讓城市的人有公益訴訟權，不讓農村居民有公益訴訟權；只讓地級以上的人有公益訴訟權，不讓地級以下的人有公益訴訟權，這道理無論如何都説不過去。（馮永鋒 環保志願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