日前，國家衛生計生委發佈了2014年版《人感染H7N9禽流感診療方案》。“方案”指出，禽流感病毒或通過接觸病毒污染的環境傳播至人，不排除有限的非持續的人傳人。病毒潛伏期也由去年定義的一週縮短至3-4天，各地將按照新方案將H7N9禽流感病例密切接觸者的隔離觀察期縮短至4天。

　　對於“不排除有限的非持續的人傳人”這種表達，大家能體諒管理機構的措辭謹慎和良苦用心，但是也對這種表達産生了困惑，感覺有些拗口，甚至是在玩文字遊戲。儘管發佈者對“有限的非持續的人傳人”有解釋，但是，如果改成“有可能人傳人”，或“已出現少量的人傳人”，傳遞的資訊就非常清楚，公眾也知道該如何行動和防範。然而，在躲躲閃閃，欲説還休的背後，産生的效果是，反而讓公眾無所適從。

　　疫情資訊如何公佈，以及如何防控疫情，表面上看是一個公共衛生危機的處理方式問題，但也是一個影響面十分廣泛的社會問題。如果在這個問題上得不到改進和改善，2003年的“非典型性肺炎”（重症急性呼吸綜合徵，SARS）危機可能還會出現。

　　對重大疫病、突發事件，戰爭、恐怖襲擊及其他災難等，一個國家、一個社會和政府都會有一套行之有效的防範與干預系統。這個系統的構成要素一般也大同小異，即監測、預警、干預(搶救、隔離、後勤供應、研究、提出新的和全面的應對措施)以及預後，包括疫病之後的心理危機干預和疏導。但是，不同國家和地區也有不同做法。例如，在疫情資訊的發佈上就有明顯不同。

　　歐美等國緊急災害事件應對特點是採取第一種做法，即趨向於提前預報，並且把問題和事態説得比實際上更為嚴重一些，而且監測人員都處於高度敏感狀態，在干預危機上一般都儘量提前。這麼做的原因在於，未雨綢繆，即便是稍有誇大，專業部門也要不厭其煩地向社會和公眾預警，以求對疾病“先發制人”。

　　然而，中國的傳統做法卻有不同，一般是對疫情或災害資訊採取保密、控制的方式，或者説“內緊外松”的方式，這種做法的最大理由是，維護穩定，不要造成社會恐慌，甚至不要引起國際上的不良印象，當然，另一方面也是為了所謂的“政績”。但事實上，這樣的做法適得其反。

　　2003年中國出現並可能爆發“非典型性肺炎”時，疫情發佈採取的是隱瞞和縮小的傳統做法。4月3日衛生部前部長在新聞發佈會上説，目前“非典型性肺炎”已經在中國得到控制，並提供了“非典型性肺炎”病例，承認北京有12例，死亡3例。但是，實際情況是僅僅是北京解放軍309醫院就已經收治了近40例“非典型性肺炎”病人。

　　當時的疫情資訊發佈為何要隱瞞真相呢？原因在於當時正在“兩會”（人大和政協會議）期間，衛生部找了各醫院的領導去開會，意思是北京已經有了此病，但作為紀律，不許宣傳，要為開好“兩會”創造安定的條件……眾所週知，這種隱瞞為後來的疫情防治和控製造成了很大的被動。

　　當然，現在並非是説現在衛生計生委發佈疫情還在走老路，但是，“不排除有限的非持續的人傳人”這種表達方式還是讓公眾不清楚不明白疫情的真實情況。更讓人擔心的是，一些專家也出面表示，H7N9暫無人傳人證據。其實，這種説法並不符合實際。

　　現在實際的情況是，在今年通報的病例中，蕭山出現了家庭聚集性病例，一家三口中，丈夫、妻子和女兒相繼感染併發病。儘管衛生部門尚未下定論，但一家三口患病的情況已經提示，H7N9有可能人傳人。而更早的研究也證明了這一點。

　　2013年的5月，無錫一對父女先後死於H7N9禽流感。經臨床醫生診斷，女兒可能是在護理父親時幫助清理其口腔中痰液，從而直接接觸父親的呼吸道分泌物，由此感染發病。這也證明，H7N9禽流感是可能人傳人的。而且，此前中國農科院哈爾濱獸醫研究所國家禽流感參考實驗室主任陳化蘭也在研究中發現，H7N9禽流感有可能人傳人。

　　基於這些研究結果，完全可以如實告知公眾，H7N9禽流感有可能人傳人，但是，其危險性並不大，而且H7N9禽流感有可能在人際間傳播，也只是局限于親屬，因為親屬之間有相同的基因和疾病易感性。而且，禽流感只是一種致命性並不強，威脅並不大的傳染性疾病。如果做好一些簡單的防範措施，如勤洗手、開窗、對禽類烹制熟透再吃等，是可以有效防禦禽流感的。

　　因此，疫情防範的結果首先取決於疫情公佈是否真實，在這一點上，真的要汲取2003年“非典型性肺炎”爆發的後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