與龐大合格製造業人才的需求相比，我國對職業教育過於忽視，一方面體現在職業教育學校的量少，另一方面體現在職業教育學校的生源和師資均不理想。
在2013年大學生臨近畢業之際，史上“最難就業季”亦相伴而來——我國今年大學畢業生高達699萬，創歷史新高，而據各地高校統計，北京今年高校畢業生簽約率僅為33%，上海僅為30%左右，而浙江省高校畢業生簽約率則更是僅有22.5%。
實際上，在次貸危機和歐債危機的輪番衝擊下，近年來“青年就業難”的現象，並非我國獨有，而是已成為當下全球經濟顯見的瘡疤——根據聯合國的調查數據，當下全球失業青年人數已高達近2.9億，佔全球青年總數的25%，幾乎和美國人口相當。
在凱恩斯的貨幣需求理論中，對“就業率”的重視，遠甚于GDP、貿易出口、資産投資等指標，也是是否實行大規模經濟刺激的核心判斷標準。而青年就業率，不僅是整體就業率的集中反映，更映射出一國教育體制與經濟結構的匹配度。
結合我國國情，對“青年就業難”進行反思，我們不難發現，教育體制的相對落後以及經濟結構轉型的難以深推，是造成我國青年就業通道不暢的“任督二脈”。
我國教育體制的相對落後，不僅體現在應試教育弱化學生的動手能力，更體現在過於忽視職業教育。眾所週知，作為全球最大的新興經濟體，製造業不僅當下是、未來相當一段時期仍將是承擔我國就業率的核心産業載體，而製造業的發展以及升級，不僅需要極少數工商管理、尖端研發人才，更需要為數眾多的合格製造業人才。
但是，與龐大合格製造業人才的需求相比，我國對職業教育過於忽視，一方面體現在職業教育學校的量少，另一方面體現在職業教育學校的生源和師資均不理想。這與同樣以製造業為核心産業的德國，形成了明顯的差距。德國對職業教育高度重視，不僅採取雙重職業教育體制，51.5%的高中生更是選擇職業教育作為個人成長途徑，而這亦致使德國青年失業率能夠歷年保持歐洲、乃至全球主要經濟體最低。
我國之所以在過去相當長一段時期內，“青年就業難”現象並不明顯，關鍵在於，此前我國“投資洼地”效應對低成本勞動力的巨大需求。但度過這一階段後，尤其是近兩年，面對土地、水電、人力等要素成本的急速上升，以及外部進口需求和行政主導性投資的大幅減緩，直接抑制了低附加值産業對我國勞動力的吸附功能。在這一宏觀大背景下，“青年就業難”現象亦必然會發生、甚至會持續加劇。
因此，結構性破解我國“青年就業難”的困境，必須打通阻礙青年就業的“任督二脈”——通過重視並切實推進職業教育，減少我國當下高校畢業生技能與製造業人力需求錯配的現象；通過務實轉變我國經濟結構，減輕我國經濟對外部環境和投資刺激的雙重依賴，從而有效緩解青年就業難的週期震蕩，併為我國青年提供更好的就業環境和上升通道。(楊國英)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