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斷有“拆真古董造假古董”的消息傳來，從北京到江西，從山西到湖南，俯拾皆是。聽多了，就不免納悶：這廂，專家領導一個勁兒地呼籲“手下留情”；那廂，當地政府一個勁兒地追求“重塑輝煌”。對真知灼見，他們為何總是選擇視若無睹、聽若無聞？
在北美、歐洲、日本，筆者所看到的那些各具風情的小鎮，無一不保存著純真的歷史姿容。正是這些小得不能再小的小鄉鎮，卻成為很多國際聚會的首選場地，見證著世界風雲的際會。相比之下，我們卻總喜歡把悠遠歷史中形成的千姿萬態，變成千城一面。著名作家與民俗學家馮驥才説得對，這是一個文化悲劇，“把這樣的東西交給後代，後代只能説我們這一代無知，我們這一代人沒文化。”
早在上世紀30年代，國際建築協會通過的《雅典憲章》中就明確指出：“以藝術審美的藉口，在歷史地區內採用過去的建築風格建造新建築是災難性的做法，無論以何種形式延續或引導傳統風貌都是無法容忍的。”這個道理，早已不只是行業通則，而是全世界的共識。其實，我們國內的文物保護法規與國際憲章是完全一致的，其基本原則都是要遵守文化遺産保護的原真性和完整性。文物古跡、歷史建築首先應該是真的，而不是倣建的、新建的；文物古跡的周邊環境應該是與文物古跡有關聯的一個整體。拆除真古跡興建倣古建築，或是對消失多年的古跡簡單臆想重建，或是對文物古跡、歷史建築周邊環境徹底改造的做法，都是“災難性的做法”，是違背遺産保護原則的破壞行為。
何以會有這種情況出現？對此，馮驥才的分析是，“很好的事情落到不良的政績觀裏一定會變味。”為官一任，時間有限，如何積累政治資本，以利升遷，這是很多地方官員首要考量的問題。以此出發，他們難以顧及“以人為先”，而是掂量“以政為先”。拉動GDP，創造看得見的風光，成為大部分官員的優先選擇。在這壓倒一切的強烈動機下，千年傳承、百年經典，都不如當下輝煌來的重要。
這就是有些地方官員的可笑價值觀。問題是，當愚昧成為通例，當可笑成為時尚，全社會遏制蠢舉的力量總是顯得勢單力薄。“治愚”，已然成為當務之急。應該開展一場全民“掃盲治愚”的思想風暴，向“新古跡”或者“新文物”説再見。真文物沒了，文化傳承也就斷裂了。不能以“發展文化産業”為藉口繼續拆真造假了，當沒有文化含量的文化産業墮落成文化鬧劇，咱們就將成為文化罪人——此言並非危言聳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