幹部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為人民想為，與人民同心同德，那麼“幹部辛苦”就會最大程度轉化為“人民幸福”。
據報道，2011年以來，貴州省貴陽市結合縣鄉換屆考察，探索實施幹部“辛苦指數”測評，引導全市黨員幹部特別是領導幹部在重點工程、重大任務、重要工作中苦幹實幹，以幹部“辛苦指數”提升人民“幸福指數”。
測評幹部“辛苦指數”，並與人民“幸福指數”捆綁，回歸“先天下之憂而憂，後天下之樂而樂”之官念，其心可嘉。為官之道，在於為民，以幹部之辛苦，增人民之福祉，其誠堪讚。至於幹部“辛苦指數”與人民“幸福指數”之間的邏輯關係，顯然沒有那麼簡單。
若説，古代的“民本思想”、“水舟理論”，官員為民眾謀福利是一種道義，那麼，現代行政學的“委託—代理”關係決定幹部為人民是一種責任。無論是道義，還是責任，幹部“辛苦指數”與人民“幸福指數”確實高度相關。大義上，社會發展，官民共用，幸福你我，不分官民；細節上，兩者還是有別的，人民話語權越大、生活越幸福，幹部的自由空間越狹窄、工作越辛苦。換言之，人民的“幸福”必然是建立在幹部的“辛苦”之上。
反過來，幹部越辛苦，是否意味著人民越幸福，即“吾貌雖瘦”則“天下必肥”？倒也未必，幹部辛苦並非人民幸福的充分條件。老實説，與其他國家相比，我們的幹部辛苦程度自稱“第二”，無人誰敢稱“第一”，尤其手握一定權力的領導幹部，連週末正常休息也難有保障。那麼，公眾“幸福指數”有否水漲船高？只因“幹部辛苦”欲轉化為“人民幸福”，還有若干決定因素，譬如工作方法、效率、方向等。
假如，幹部急人民所急，想人民所想，為人民想為，與人民同心同德，那麼“幹部辛苦”就會最大程度轉化為“人民幸福”；倘若，幹部的工作方法不對，效率不高，説的是空話，耍的是花槍，如文山會海，那麼，幹部再累也與人民幸福關係不大；或者，“中午圍著盤子轉，下午圍著骰子轉，晚上圍著裙子轉”，幹的是私活，想的是享樂，如吃喝玩樂，那麼，幹部越辛苦越沒精力為人民服務；抑或，幹部幹的正是人民恨的，如政績工程、鋪張浪費、包N奶、貪污腐化等等，則幹部越“辛苦”百姓越不幸，社會越不幸。腐敗幹部越辛苦與人民幸福越背離，個別人臺上口口聲聲“為人民”，臺下點點滴滴為自己，這種例子也確實存在。
與“幸福指數”相比，幹部“辛苦指數”測評更無操作性。一旦將偏于主觀感受的項目量化，難免陷入無厘頭的泥沼。同樣的工作，有人舉重若輕，有人舉輕若重，辛苦不辛苦，視乎個人的年齡、健康、經驗、能力、觀念等，何來統一標準？標準難以確定，測評更加可疑。從報道來看，貴陽幹部“辛苦指數”由三部分——“上評下”、“主官評成員”、“下評上”構成。上、中、下三個維度進行，似滴水不漏，無懈可擊，關鍵的細節在於：“下評上”的權重有多大。假如“下評上”只是“綵排”，幹部“辛苦指數”測評最終仍是自説自話的遊戲，一切將變得毫無意義。
只有最大程度還原人民監督公權的權利，才能確保幹部在保障人民幸福的前提下，實現個人利益的最大化。（練洪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