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石家莊“迎賓大道”裕華路與建設大街交叉口，交管部門豎起的兩塊“新式”交通警示牌：“為確保道路交通安全，嚴禁向乞討人員施捨錢物”，引發市民議論。（《燕趙都市報》7月8日）
我所了解的比如在美、法等國就有一些四體不勤的懶漢，他們本來完全具有勞動的能力，偏偏就不愛幹活，把乞討當做了自己的職業並樂得享受其中。這些乞討者大多都被政府登記在冊，有相對固定的乞討場所，假如陷入了“青黃不接”的困境，還要由政府為他們提供救助。這樣的事情雖然令當局頭痛，屢屢奉勸他們去工作，不過，很少見政府對他們大聲説：“Beoff”。
我們這裡也有以乞討為謀生手段的人，據説一部分人職業化程度也是很高的。但乞討成為職業，一直並沒有得到廣泛的認同。在我們看來，一個人身強體壯就應該用體力養活自己；假如身體有點殘疾，腦子還好使也可以有活命的正當途徑；如果不幸頭腦簡單四肢也不發達，那是你自己事情。就算有低保的照顧可以享受，大約也不乏有比他們跑得快的人先沐春風。
西方一些國家的乞討者更像一個優哉遊哉的閒漢，固然是為了謀生，但一定程度上也是一個人生存狀態的“快樂”選擇。我們這裡的乞討者，就少了這份優雅，要乞討，就要通過自殘的方式博得道德同情。胳膊沒有傷疾還要打上一個吊帶；雙腿可以彎曲，偏偏要坐在滑板車上很僵硬地伸展著。甚至使用比較有科技含量的東西偽造血淋淋的傷口；充滿想像力地編撰一些無厘頭的悲慘情節。總之形容越是邋遢，精神越是萎靡，人格越是猥瑣越具有乞討的資格。歷史上為了活命一度賣兒賣女成風，留下了無數變態的傳奇，但這些比之沿街乞討更能獲得人們普遍的同情。
《論語》裏記載了子貢與孔子的一段對話。子貢問孔子：“貧而無諂，富而無驕，何如？”孔子回答道：“可也，未若貧而樂，富而好禮者也”。意思大概是説，雖然貧窮也不諂媚，雖然富有也不驕傲，這樣的人，可以算不錯了，只是還不如貧窮仍能很快樂的生活，富貴仍然以禮待人的人。在我們的“正宗乞討觀”看來：乞討是人經濟陷入絕境時尷尬無奈的選擇，他不是一個人的自由。就算在今天，拮據者要求政府救濟也很難被看作一個人的權利，中國很難有樂天的乞丐，至於“富而好禮者”好像更稀缺了。
乞討者以犧牲人格尊嚴的方式謀求廉價的同情；富有者地施捨卻是站在道德優勢的高點上形成一種以尊嚴換物資的交易方式。自孔子時代2000多年過去了，“窮而無讒”“富而好禮”仍然成為貧富之間難以調和的精神圖騰。
石家莊交管部門“嚴禁施捨”嚴禁二字令人情何以堪？這比漢口火車站“不要和陌生人説話”的充滿犬儒主義色彩的“友情提示”更叫人難以接受。這叫人想到深圳為了減少社會治安壓力，在一定期限內找不到工作的農民工被勸返原籍的事來。好像是在説深圳的治安不力純屬無業者在添亂。有沒有數據顯示石家莊的交通堵塞和乞討者有必然的聯繫？反正在我個人，這一嚴禁令有點“大話乞討”的身份歧視的感受。
在省會城市石家莊或者經濟特區深圳，乞丐或者無業者很難成為一個城市“靚麗的風景線”。有時候我們很難認同施捨是一個人的權利——那不是完全主觀意願的自由麼？不過，當你看到這一禁令，大約會知道所謂自由，包括樂善好施的美德都做了這樣的限制，真是很難説清這究竟是為了什麼？也許為了某種看上去比較有面子的事情。或者這些沒有面子的事物果真給城市管理者造成了困擾，就註定要不斷壓縮弱勢群體生存的空間麼？
要了解一個城市文明與發展的程度，你只需看看這個城市裏乞討者與施捨者的表情；只要看看在高熱的柏油路上還有多大一片留給環衛工人的蔭涼；工地上那些被烈日暴曬的黝黑的民工焦渴的嘴唇，離一碗綠豆湯還有多遠的距離。正是在這些“下等人”的身上折射出一個城市的文明現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