絲綢之路與中華文明的西傳

  　鄭和下西洋海船復原圖。

    絲綢之路的由來

    用“絲綢之路”（Silk　Road）來形容古代中國與西方的文明交流，最早出自德國著名地理學家李希霍芬1877年所著的《中國》一書。由於這個命名貼切寫實而又富有詩意，很快得到學術界認可，並風靡世界。那麼，古代中國人的西方世界在哪？從西漢張騫奉漢武帝派遣，三通“西域”（帕米爾高原東西），到東漢時期的官方使節甘英出使大秦（古代羅馬帝國）；從唐初著名高僧玄奘西遊印度，滿載佛教經典而歸，到明朝初年鄭和七下“西洋”，遍訪馬六甲、波斯灣、紅海乃至非洲東海岸，中華民族的先人，前赴後繼，開闢了源遠流長的中西文化交流的“絲綢之路”，向世界各地傳播著中華文明。

    最初，“絲綢之路”只是指從中國長安出發，橫貫亞洲，進而連接非洲、歐洲的陸路通道。其後，又有了綠洲道、沙漠道、草原道、吐蕃道、海上道等等提法。“絲綢之路”的含義被不斷擴大，被人們看作是東西方政治、經濟、文化交流的橋梁，到今天，“絲綢之路”幾乎成了中西文化交流的代名詞。

    “絲綢之路”與中華文明的西傳

    有人説中西文化交流，在古代主要是從東往西，是由於中華文明在近代以前長期居於世界領先地位，這話確實有一定的道理。我國古代的許多重要物質文化，諸如絲綢、瓷器、茶葉以及許多重大工藝與發明，諸如造紙術、印刷術、羅盤與火藥等，都是從絲綢之路傳播到西方的。

    中國外銷的商品以絲綢最為著名。傳説養蠶與繅絲技術是黃帝的妻子嫘祖發明的。至少在春秋戰國時期中亞的貴族葬墓裏，就已發現了中國的絲織品。據説西元前53年，古羅馬執政官、“三頭政治”之一的克拉蘇追擊安息人的軍隊到了兩河流域。酣戰之際，安息人突然展開鮮艷奪目、令人眼花繚亂的軍旗，使羅馬人軍心大擾，結果遭到了慘敗。這就是著名的卡爾萊戰役，那些鮮艷的彩旗就是用絲綢製成的。有學者認為，一些著名的古希臘雕像身上透明柔軟的服飾，也是中國絲綢製成的。中國的絲綢在羅馬世界很快流行開來。據記載，凱撒大帝和被稱為埃及艷后的克裏奧帕特拉都喜歡穿中國的絲綢。一次凱撒大帝穿著中國絲袍出現在劇院，光彩照人，引起全場的驚羨。開始絲綢的價格很貴，每磅要黃金12兩。後來銷售日增，以至平民百姓也紛紛穿起絲綢。著名地理博物學家普林尼曾抱怨説，羅馬每年至少有一億羅馬金幣在與印度、中國和阿拉伯半島的絲綢與珠寶生意中喪失。

    兩漢時中國文化的西傳逐漸擴展，除絲綢外，還有冶鐵技術、打井技術。中國在商代已使用隕鐵製造兵器，春秋時代開始人工冶鐵。漢代，中國出現了低硅灰口鐵、快煉鐵滲碳鋼、鑄鐵脫碳及生鐵炒鋼等新工藝、新技術。中國的鐵製品沿著絲綢之路傳入西方，在漢匈戰爭中逃亡到西域地區的士卒曾將鑄鐵技術傳給大宛和安息的工匠。大約在西元前二世紀，烏茲別克境內的費爾幹納人從中國學得了鑄鐵新技術，然後再傳入俄國。在絲綢之路上的中外貿易中，鋼鐵成為受西域歡迎的商品，安息人就曾努力獲取中國的鋼鐵兵器，使之漸漸流入羅馬帝國。

    中國在西漢時期發明瞭造紙術，東漢蔡倫改進了造紙方法。中國紙張的西傳非常早，敦煌及甘肅西部都發現過漢代的原始紙。可以肯定，至少在七世紀時，中國紙已在撒馬爾罕等地廣為使用，在印度則不晚于八世紀。造紙術傳入中亞通常被認為是在唐玄宗天寶年間（大約是西元751年前後）。唐朝的造紙工匠最先在撒馬爾罕造紙，這裡從此成為中國境外的造紙中心，在整個中世紀都名震歐洲。794年在大食首都巴格達也辦起了紙廠，並聘中國技師進行指導。此後，造紙廠相繼出現在葉門、大馬士革等阿拉伯城市。九世紀末，中國造紙術傳入埃及，不久便淘汰了當地的紙草。12世紀，造紙術從北非傳到西班牙與法國，德國的紐倫堡也于1391年建造了第一家造紙廠。紙的發明與西傳對促進歐洲近代文明的發展具有不可估量的意義。

    印刷術至少在唐代就已經出現，具體地説是在七世紀後期至八世紀上半葉。現在見到的世界上最早的雕版印書是敦煌發現的現藏大英博物館的《金剛般若婆羅密經》，上面標明的印刷年代是鹹通九年四月十五日，即西元868年。雕版印刷術很早就傳到了韓國與日本，人們現在還能見到西元八世紀韓國與日本的佛教印刷品。但是，雕版印刷術西傳的過程則要晚得多。1880年人們在埃及發掘出的阿拉伯文印刷品，其年代被推斷在唐末至元末間。據推測，中國的雕版印刷術很可能是在宋元之際，通過蒙古人的西征或其他契機傳到了中亞、西亞，進而傳到北非與歐洲。14世紀初伊利汗國宰相、史家拉施德丁在《史集》中記錄了中國的雕版印刷方法。活字印刷是宋代畢昇在1041—1049年間發明的。畢昇用膠泥刻字制板印書，王楨在1313年創制了木活字，他還提到元初已有人造錫活字。由於蒙元時代中西交往的頻繁，很可能14世紀末活字印刷方法已傳到歐洲。活字印刷特別是金屬活字印刷在歐洲發揚光大後又于15世紀傳回中國。

    歐洲人用作導航的羅盤也是從中國傳過去的。雖然中國人對磁石指南性的認識，在戰國《韓非子》、東漢王充《論衡》中已有記載，但將它用於航海導航，大約是在11世紀末。北宋末年朱彧的《萍州可談》是世界上最早記載此事的著作，書中談那些往來廣州的舟師們懂地理，在海上航行時，“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英國科學史家李約瑟甚至推測在九、十世紀的中國可能就已經在航海中應用指南針了。為了便於在航海中確定方位，人們將它置於圓盤內，圓盤上劃分刻度，於是發明瞭羅盤。至於它是怎樣傳到歐洲的，目前還是一個謎。從阿拉伯文獻提供的材料可知，在13世紀初，阿拉伯海員已經使用羅盤，1230年成書的波斯佚文集《故事大全》中記載了一個用指南魚探尋航道的故事。這個故事中的指南魚與沈括《夢溪筆談》中的水浮針法有類似之處。1281年，阿拉伯人的《商人寶鑒》問世，書中説從埃及亞歷山大城到印度洋的水手都懂得將磁鍼安置在浮于水面的木片上，用來辨別航向，又提及用磁鐵製成魚形投入海中，以指南針的頭尾指示南北。顯然，這些方面都顯示出他們曾受到中國文化的影響。

    絲綢之路：中西文化的雙贏格局

    中國與西方的文化交流其實早在漢代張騫“鑿空”西域之前已經長期存在。否則，張騫就不會在月氏（阿富汗北部）的市面上發現邛杖和蜀布。但是，官方中西交流渠道開通之後，中國歷代政府為維護這條東西文化與經濟交流的大動脈作出了不懈的努力。據《史記》記載，漢代派往各國的官方使者，“相望于道”。出使西域的團隊大者數百，少者亦有百餘人，所帶漢地絲綢物品比博望侯（張騫以功被封為博望侯）時還多。這樣的使團，每年多的要派十幾個，少的也有五、六個。使者們攜帶大批絲綢物品出境，又從遠方帶回各種珍奇物品，形成了中西經濟文化交流的高潮。漢代為了保護絲綢之路，在河西地區設置了張掖、武威、酒泉、敦煌四郡，在西域地區則設置西域校尉進行管理。唐太宗曾經力排眾議，在今天的吐魯番地區設置西州，加強管理，為絲綢之路的暢通以及中西文化的和平交流提供了保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