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南海Ⅰ號”完整展示宋代社會

　　作者：孫鍵（中國水下遺産保護中心研究員）

　　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陳寅恪

　　1、“南海Ⅰ號”折射中國水下考古曆程

　　中國的水下考古工作自20世紀起步，迄今已30年，成績斐然。而“南海Ⅰ號”的考古曆程，可謂是中國水下考古的真實寫照。

　　它歷經了偶然發現、水下調查、整體打撈、全面發掘。凝結于這艘沉船考古過程中的智慧，折射出的是我國水下考古事業的發展態勢——

　　整體打撈是我國科技水準、海洋施工能力與遺産保護合作的範例，單純的水下考古也向水下文化遺産全面保護轉變，在國家文物局、廣東省政府支援下建成以“南海一號”沉船為主題的專題類博物館，更顯示了中國政府對水下文化遺産的高度重視與對歷史負責任的態度。

　　公眾參與是我們考古的重要組成部分，鼓勵社會公眾了解、參與水下文化遺産保護，才能有效保護、永續利用全人類的共同財富——水下文化遺産。自包裹沉船的巨大沉箱移入“海上絲綢之路博物館”進行室內考古起，就始終秉承著社會分享、全民參與的理念向公眾開放。觀眾不僅可以在展廳了解沉船的歷史，看到最新的考古成果，而且可以近距離直接觀看考古發掘的全部過程，深入了解文化遺産保護的內涵，提高參與意識。

　　“南海Ⅰ號”是迄今為止我國水下考古最為重要的發現，截至目前，考古發掘已經出土文物4萬餘件（不含前期打撈、調查），以瓷器、鐵器最為大宗，包含有金銀器、漆木器、玉器、錢幣、硃砂、水銀、動植物殘骸等不同種類。隨著考古工作的推進，沉船的面紗在不斷被揭開，更多的文物亦不斷呈現在世人面前。

　　2、宋代是海洋意識大發展的時期

　　宋代是海洋意識大發展的時期，航海知識、造船技術、對海外的認知和海外拓展的意識等，都比前代有本質的提升。其極具進取、開放和多元的精神，和16世紀前期西方地理大發現與海洋意識的興盛期相比，亦不遑多讓。

　　漢唐禁止普通百姓出境，明清代對離開國家體制的海外華人視同棄子，而宋代官方對出海經商者的觀念則大為不同，不僅允許而且大加鼓勵，每年政府還會出面宴請番商、綱首（負責大宗運輸的商人頭腦——編者注）、船員，博其歡心。海外貿易的空前繁榮給官民帶來巨大利益，促使國人的海洋觀念發生了巨大變化。宋代在中國歷代封建王朝中是最開放的朝代。政府熱衷招商引資，完善制度，積極鼓勵擴大海外貿易行為，並設立了專門負責對外貿易管理機構——市舶司。即使貴如皇帝亦將“市舶之利最厚，若措置合宜，所得動以百萬計”“市舶之利頗助國用”的話挂在嘴邊；政府獲得大量市舶稅收收入，認識到“國家之利莫盛于市舶”“于國計誠非小補”，是“富國裕民之本”。宋代制定了中國最早的市舶條法《元豐市舶條法》，元代的《延祐市舶則法》《至元市舶則法》不過是繼承宋法之後進行增益。普通百姓亦可在海上貿易中獲取豐厚利潤，“一貫之數可以易番貨百貫之物，百貫之數可以易番貨千貫之物”。《基督山伯爵》中描寫馬賽港萬眾歡騰迎接代表財富與希望的“法老”號商船場景，在數百年前的廣州、泉州、寧波已是屢見不鮮。

　　3、完整展示800年前的宋代社會場景

　　觀眾在參觀博物館和考古現場時總是會被華麗的金器、海量的貨物所震撼。但是除了對船貨、船體等研究之外，我們可以將視野放大。在精彩紛呈的文物背後，更是一個時間“果殼”，包含有極為豐富的古代資訊，向我們完整地展示了800年前具體而微的社會場景。

　　當時從中國沿海港口出發，到達東南亞、西亞通常需要一個月乃至數個月的航行。這麼漫長的時間，幾十上百人在狹小的船內空間如何度過？大量的生活資料又是如何解決的呢？“南海Ⅰ號”為我們了解古人海上活動提供了鮮活的標本。

　　船貨中有專為特定海外市場生産的瓷器、大量粗加工銷往異域的鐵器，還有搭船隨行人員所攜帶的各類物品，以及船上各類生産生活資料，這些對於歷史研究都彌足珍貴。

　　船內出土了數十種植物與動物殘骸，甚至還有為打發時間用魚骨製作的工藝品。我們的先輩依靠自己的勇氣與智慧，梯海而行，鑿空異域，將中國産的瓷器、絲綢、鐵器以及文化習俗等源源不斷帶往不同地區，把香料、胡椒、犀角等異域的奇珍異寶、經濟作物運回國內，世界各地的各種宗教信仰、藝術技藝也隨之傳入中國。

　　這是一種極為有益的互動交流，倘若沒有來自世界各地的文化藝術、生物物種間的交流，畫地為牢的生活真是難以想像！

　　4、航海業的發達促成“海絲”的繁榮

　　宋代在經濟、科技、文化、藝術等方面，都達到了中國封建社會的頂峰，城市化率高達24%，建立了完善的行政、社會、經濟管理體系。指南針、火藥、活字印刷、化石燃料、天文時鐘、鼓風爐、水力紡織機、船用防水隔艙等開始廣泛應用。《中國科學技術史》談道：“中國的科技發展到宋朝，已呈巔峰狀態，在許多方面實際上已經超過了18世紀中葉工業革命前的英國或歐洲的水準。”

　　以航海業為例，本土造船技術提高，以及與阿拉伯地區的航海術的交流，為中國的大航海時代奠定了技術保障。“舟師識地理，夜則觀星，晝則觀日，陰晦觀指南針。”中國商船“浮南海而南，舟如巨室，帆若垂天之雲，柂長數丈，一舟數百人，中積一年糧，豢豕釀酒其中，置死生於度外。”豪邁之情溢於言表。在徹底擺脫了近岸航行後，不僅能夠取更加安全、節約時間、降低成本的直線航路，還能夠探索更加廣大的未知領域。所有這些都為通過大海溝通不同文明的海上絲綢之路日趨完備奠定了基礎，也成為稍後的大航海時代先聲。為此，馬克思曾充滿激情的稱讚道：“這是預告資産階級社會到來的三項偉大發明。”而英國歷史學家約翰霍布森則是毫不諱言地認為，“正是宋朝中國許多技術和思想上的重大成就的傳播，才極大地促進了西方的興起”。

　　長期以來，廣袤無垠的大海和高聳險峻的崇山一樣，是阻礙人類交流難以逾越的屏障，將生活在不同地域的人們相互隔離開來。隨著人類文明的不斷進步，漸漸掌握了航海的技能，大海又隨之成為相互往來的通衢大道。穿梭航行于瀚海上的船舶促進了不同種族文化間的交流融合。其和以後的航空母艦、噴氣式飛機、航太飛船一樣，在不同歷史時期交通工具往往是人類文明所能達到高度的代表之一。在同自然抗爭中，海洋裏遺留了大量的痕跡——沉船。這些沉船分別記錄著不同歷史時期的人類文明，探索研究內中的奧秘是解決諸多古代問題鎖匙之一。中國的南海是連接中國大陸與外部世界的重要通道。中西交流中的海道大致在10世紀至13世紀的宋代趨於極盛，南海海域在海上絲綢之路的歷史中，是一個充滿活力而且無法取代的地區。南海海上絲路大致上是用海上交通線路，將出發地和目的地的生産、運輸、市場相互串連起來的。

　　宋元以來方志文獻關於南海海上交通的記述汗牛充棟，沿海、內陸地區與外銷市場兩端的考古工作和相關發現亦多有進展；然而線路本身的直接發現卻相對稀少，特別是在我國海域內唯“南海Ⅰ號”“華光礁沉船”等寥寥若干，與當時南海海上絲路的繁榮興旺不相匹配。南海海域是聯繫東西方的橋梁和窗口。從漢魏六朝的佛教東傳，唐宋時期的海外貿易，明清時期的七下西洋、洋務運動、西學東漸，以至當今的“一帶一路”建設，無不與之相關。“南海Ⅰ號”的發掘不僅填補了南海絲路研究的空白，而且是我國經濟文化能夠持續發展的強有力的註釋。

　　無可否認，中華文明的歷史在南宋末年發生了巨大變化與轉折，其後明承元制，清朝定鼎，曾經輝煌的兩宋時期已經日漸淡出我們的目光，甚至有積貧積弱之感。但是，倘若從國計民生角度考慮，和“九天閶闔開宮殿，萬國衣冠拜冕旒”不同，“蒼官影裏三洲路，漲海聲中萬國商”的開放、現實的宋代國策，于國於民則更符合歷史潮流。隨著“南海Ⅰ號”的發掘，我們可以重新看到一個繁榮發達的宋代社會場景，為先人所取得的成就而自豪。但是歷史終歸是歷史，重要的是以史為鑒，面對未來。歷史發展趨勢誠如陳寅恪先生所言：“華夏民族之文化，歷數千載之演進，而造極於趙宋之世。後漸衰微，終必復振！”

　　在中國日益走向海洋的21世紀，國人的海洋意識已不斷增強，在對海洋開發和海權維護的物質利益訴求之外，關注海洋意識中蘊含的“平等、多元、寬容、共同發展”的內涵，以及由此孕育的人文理念，也是古代珍貴文化遺産帶給我們的啟迪。和陸地“絲綢之路”相比，“海上絲綢之路”開闢時間晚，但其內涵、參與範圍更加廣泛，對人類社會影響巨大，持續時間亦更為長久。這一海上通道在過往的歷史長河中充滿活力，生生不息，充分展現了在古代中外經濟貿易及文化交流中的重要地位。認識“海上絲綢之路”在不同文明互動中的作用及其特徵，我們可以承繼歷史遺産，汲取有益經驗，賦予這一古代交往通道以新的時代意義，使之在與沿線國家和人民的溝通中産生共鳴，以期更好地推動“21世紀海上絲綢之路”建設。

　　《光明日報》（ 2018年02月24日 12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