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四個全面”戰略佈局蘊含的辯證思維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作為我們黨理論創新和實踐創新的最新成果，是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發展到新的歷史階段凝練出的全新理論。“四個全面”戰略佈局蘊含著豐富的辯證思維和哲學智慧，是馬克思主義理論在當代中國新實踐中的生動展開和靈活運用。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體現了發展演變思想

　　唯物辯證法認為，歷史的發展是一個川流不息、萬古常新的辯證過程。它要求我們從事經濟建設和社會發展事業，必須全局在胸、與時俱進、目標明確、腳踏實地，按照客觀規律分階段、有步驟地進行。我們既要不斷總結過去的經驗和教訓，堅持被實踐證明是行之有效的政策措施，又要根據形勢變化不斷進行理論和政策創新。我們黨在領導中國革命、建設和改革的過程中，總是能夠按照不同發展階段的特點，採取適合於不同發展階段具體情況並能切實解決各階段具體矛盾的方針和政策，保證了黨和人民的事業能夠有步驟地向前發展。

　　當前，我國經濟社會發展進入新階段。經濟發展進入新常態，改革進入攻堅期和深水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入決勝階段。在這個階段，我們面對的發展環境明顯不同於以往，“改革發展穩定任務之重前所未有、矛盾風險挑戰之多前所未有”，更需要理論創新和戰略引領。“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正是從堅持和發展中國特色社會主義的大局出發，依據新時期我國基本國情內涵的變化，準確把握現階段的重大問題和主要矛盾，明確了新形勢下黨和國家各項工作的戰略方向、重點領域和主攻目標。它既注重繼承又注重創新，充分體現了馬克思主義關於發展演變的辯證法思想。比如，一方面，全面小康、深化改革、依法治國、從嚴治黨等都不是新提出來的，但將其放在一起，強調其整體性，強調協調推進，就是新形勢下的一個重大創新。另一方面，過去雖然這幾個方面都不同程度地提出來了，但突出其全面性，就是新形勢下的一個重大創新，既是對過去政策的繼承，又根據形勢變化提出了新的更高要求。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體現了普遍聯繫思想

　　唯物辯證法認為，事物的聯繫具有普遍性。世界是一個相互聯繫的統一體，任何事物內部的各個部分、各個要素都是相互聯繫的，同時與周圍其他事物也是相互聯繫的。用普遍聯繫的觀點看問題，是推進改革發展必須堅持的一個基本方法。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不是簡單並列，而是有機聯繫、相互貫通的。它既提出了戰略目標，又提出了與之相匹配的戰略舉措；既立足整體、統籌全局，又突出重點，用局部的發展帶動整體和全局的發展，充分體現了事物的普遍聯繫性。在“四個全面”戰略佈局中，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戰略目標，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是三大戰略舉措。實現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這一戰略目標，三個戰略舉措一個都不能缺。要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對經濟社會各領域的體制機制進行改革創新，通過全面深化改革破除那些阻礙社會發展進步的舊體制、舊機制；現代社會是法治社會，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必須有健全的法治體系作保障，要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我們黨提出的戰略目標，實現這一戰略目標的關鍵在黨，必須通過全面從嚴治黨，始終保持黨的先進性和純潔性，不斷提高黨的執政能力和領導水準。全面深化改革、全面依法治國、全面從嚴治黨這三大戰略舉措也是相互聯繫、相輔相成的。比如，全面深化改革的有序推進、重大改革舉措的有效實施，需要全面依法治國來保障。同時，全面依法治國也需要與時俱進、不斷創新，以改革的精神不斷破除不合時宜的法律法規，借鑒和吸收人類優秀文明成果，不斷完善中國特色社會主義法治體系。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體現了對立統一思想

　　對立統一規律即矛盾規律是事物發展的動力和源泉。矛盾存在於一切事物之中，並且貫穿於事物發展的全過程，社會發展進步的過程就是不斷出現矛盾、不斷解決矛盾的過程。事物之間既對立又統一，矛盾解決得好，就實現了統一性，就能不斷發展；解決得不好，就形成了對立性，就會引發更多矛盾。

　　改革開放30多年來，我國在各個方面都實現了突飛猛進的發展，綜合國力不斷增強，但同時也面臨很多新矛盾、新問題，有些問題牽一髮而動全身。“四個全面”戰略佈局總結和提煉出當前黨和國家事業發展必須解決好的主要矛盾，要求我們抓住和處理好主要矛盾，善於引導各類矛盾向有利方向發展。比如，從大的方面講，如果只是提出發展的戰略目標而沒有符合規律、符合實際的戰略舉措，戰略目標就不可能實現；如果只講改革而不講法治，改革就可能會失序甚至走偏，或者只講法治而不重視改革，就不能及時破除制約發展的各種體制機制障礙，發展就會失去動力，社會也會失去活力；無論是深化改革還是推動發展，都必須有黨的堅強領導，否則就難以成功。再比如，從“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內部來講，也同樣存在著對立統一的關係。在全面建成小康社會進程中，必須處理好經濟發展與人民生活水準提高之間的關係，讓發展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體人民，否則即使發展速度再快，人民也不會滿意；全面深化改革會釋放更多的改革紅利，但如果處理不好改革、發展與穩定之間的關係，改革就會陷入泥潭；全面依法治國是人民群眾的熱切期盼，特別是在人民群眾民主意識、法治意識和權利意識都明顯增強的情況下，如果不能及時回應人民群眾的訴求，就會引發諸多社會矛盾；全面從嚴治黨是黨和國家各項事業成功推進的根本保障，必須處理好理想信念教育與黨規黨紀建設等的關係，否則就難以取得預期效果。“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所蘊含的對立統一思想，應成為我們分析問題、推進工作的基本遵循。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體現了邏輯與歷史的統一

　　恩格斯説：“歷史從哪開始，思想進程也應當從哪開始，而思想進程的進一步發展不過是歷史過程在抽象的、理論上前後一貫的形式上的反映”。真正科學的理論必然是歷史發展的客觀反映，是思維邏輯與歷史進程的高度統一。

　　“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形成與發展的過程，正體現了思維邏輯與歷史進程的高度統一。全面建成小康社會是2012年黨的十八大提出的到2020年要實現的奮鬥目標。此後，為了實現這個戰略目標，黨中央于2013年召開黨的十八屆三中全會、2014年召開黨的十八屆四中全會，分別提出了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兩項戰略任務，並作出全面部署。對於全面建成小康社會而言，全面深化改革和全面依法治國猶如車之兩輪、鳥之兩翼，既是動力，也是保障。2014年11月，習近平同志在福建調研時強調，“協調推進全面建成小康社會、全面深化改革、全面推進依法治國進程”。2014年12月，習近平同志在江蘇調研時，在此基礎上增加了“全面從嚴治黨”，將“四個全面”首次並提，“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基本定型。此後，習近平同志對“四個全面”戰略佈局進行了深刻闡述。2016年10月召開的黨的十八屆六中全會，審議通過了《關於新形勢下黨內政治生活的若干準則》《中國共産黨黨內監督條例》，進一步對全面從嚴治黨作出系統部署。同時，“四個全面”戰略佈局又具有內在的、不可分割的必然聯繫，是具有內在邏輯關係的有機統一體。“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所體現的邏輯與歷史的高度統一，要求我們必須在新的歷史條件下去認識和把握這一戰略思想。“四個全面”戰略佈局既不是脫離實際的空洞理論，更不是碎片化的概念拼湊，而是新形勢下我們黨把馬克思主義基本原理同中國具體實際相結合、體現邏輯與歷史統一的偉大創新，為實現“兩個一百年”奮鬥目標、實現中華民族偉大復興的中國夢提供了重要保障。

　　（作者為國務院發展研究中心副主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