增強內需的主動力和穩定錨作用
增強內需的主動力和穩定錨作用
王一鳴
內需是推動經濟發展的基本動力。2024年底召開的中央經濟工作會議強調，大力提振消費、提高投資效益，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今年《政府工作報告》進一步指出，促進消費和投資更好結合，加快補上內需特別是消費短板，使內需成為拉動經濟增長的主動力和穩定錨。當前，國際環境持續深刻變化，外部衝擊影響加大，我國經濟運作仍面臨不少困難和挑戰。擴大內需不僅是抵禦外部衝擊、推動我國經濟持續回升向好的有效途徑，更是推動高品質發展、構建新發展格局的戰略之舉。
一、深刻認識擴大內需的重要性和緊迫性
習近平總書記指出，“擴大內需既關係經濟穩定，也關係經濟安全，不是權宜之計，而是戰略之舉”。黨的十八大以來，以習近平同志為核心的黨中央堅持實施擴大內需戰略，著力構建完整內需體系，促進形成強大國內市場，持續強化消費的基礎性作用，更好發揮投資的關鍵作用，內需在支撐經濟穩定增長和高品質發展中發揮了重要作用。同時要認識到，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面臨新形勢、新任務和新要求。
從國際看，外部衝擊壓力加大進一步凸顯擴大內需的重要性。近年來，逆全球化思潮抬頭，單邊主義、保護主義明顯上升，世界經濟增勢減弱。美國政府出臺所謂“對等關稅”政策，進一步重創全球經濟和貿易，也給我國經濟和外貿帶來衝擊。近年來，我國製造業佔全球比重已超過30%，通過擴大出口實現供需平衡的外部壓力越來越大，不僅發達國家對我國實行反傾銷、反補貼措施，一些新興市場和發展中國家也採取更多貿易保護主義措施。2025年一季度，我國貨物和服務凈出口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38.9%，這意味著外需變化可能對我國經濟增長造成較大影響。為此，必須把擴大內需放在更加突出的位置，以內需的穩定增長有效應對外部衝擊。
從國內看，我國供需關係發生重大變化，促進供需在更高水準上實現動態平衡，是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的重要前提。近年來，我國經濟在供給側呈現增速換擋和潛在增長水準下降的特徵，在需求側也因勞動年齡人口減少和老齡化進程加快發生重大變化。2020—2024年，我國內需對經濟增長的年均貢獻率為83.6%，較2016—2019年年均貢獻率下降17.1個百分點。與此同時，長期積累的深層次結構性矛盾對內需的不利影響逐步顯現，比如房地産市場深度調整造成需求收縮效應，房價下跌使得居民部門資産負債表受損、居民消費更趨謹慎，地方政府土地出讓收入大幅下降也客觀上對投資需求擴張有抑製作用。
當前，我國經濟持續回升向好，但內需不足仍是經濟運作的突出矛盾。從消費看，2024年最終消費支出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44.5%，是除2020年外近17年的最低水準。我國居民消費不振更為突出，居民消費支出佔國內生産總值（GDP）的比重2004年之前大體維持在40%以上，2010年下降到34.6%的低點，此後大體在35%—40%的區間波動。世界銀行數據顯示，2023年全球居民消費支出佔GDP的比重平均為56.5%，其中高收入國家為58.7%，中等收入國家為52%，而我國僅為39.6%。從投資看，投資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在2020年達到峰值，但在隨後的年份中逐漸下降。2024年資本形成對經濟增長的貢獻率為25.2%，較2023年下降0.6個百分點。價格持續走低反映了國內需求不足。截至2025年5月，全國居民消費價格指數（CPI）當月同比已連續27個月低於1%，工業生産者出廠價格指數（PPI）當月同比連續32個月負增長。
與此同時，我國經濟運作中仍存在一些體制機制障礙，影響和制約著供需關係的動態平衡。比如，一些地方政府重生産、輕消費，使得消費增長往往跟不上供給擴張。又如，供給過剩導致部分行業陷入“內卷式”競爭，不僅加大企業生存壓力，而且反過來影響居民消費預期和企業投資意願，形成負向反饋效應。再如，隨著居民收入水準提高，服務消費佔居民消費的比重不斷上升，2024年我國居民每人平均服務消費支出佔全年每人平均消費支出的比重為46.1%，但醫療、養老、教育等服務業發展相對滯後，抑制了服務消費需求釋放。加之服務領域價格調節供求的功能不健全，使得價格不能真實反映市場供需，抑制了多樣性差異化的服務供給。
全方位擴大國內需求，是黨中央在科學判斷國內外發展形勢基礎上作出的戰略安排。我們只有深入實施擴大內需戰略，堅定不移做強國內大迴圈，才能切實把國家和民族發展放在自身力量的基點上，在國際競爭中贏得戰略主動。當前及今後一個時期，我們要堅決把黨中央擴大內需的決策部署落到實處，更多依託國內市場實現經濟良性迴圈，促進供需在更高水準上實現動態平衡。
二、擴大內需要更加注重補上消費短板
消費是最終需求，是我國經濟增長的重要引擎。我國內需不足主要是消費需求不足，擴大內需的重點在提振消費。過去一個時期，在面臨外部衝擊和經濟下行壓力時，我國主要通過擴大基礎設施投資拉動經濟增長。近年來，隨著基礎設施投資空間收窄，投資的邊際效率下降，這種模式帶來的問題也逐步顯現，突出表現為投資和消費不平衡。我國居民消費率長期偏低，要落實《提振消費專項行動方案》，持續釋放居民消費潛能，適應居民消費結構變化，大力發展服務消費和新型消費，更多依靠提振消費擴大內需、拉動經濟增長。
提高居民收入和消費能力。就業是居民收入主要來源。要結合經濟形勢變化，加大對重點群體的就業支援。多渠道促進居民增收，推動中低收入群體增收減負，完善勞動者工資正常增長機制。適當提高退休人員基本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基礎養老金，提高城鄉居民醫保財政補助標準。加快完善生育支援政策體系，研究建立育兒補貼制度。通過提高財政支出用於民生的比重，提升居民實際可支配收入和消費能力，提升居民消費信心，有效提振和擴大消費。
拓展服務消費、發展新型消費。隨著經濟發展，我國居民對服務消費的品質、品質和消費體驗有更高要求。要從放寬準入、減少限制、優化監管等方面入手，擴大健康、養老、助殘、托幼、家政等多元化服務供給，在更多細分領域開發優質服務産品，滿足中高收入群體多層次差異化的服務消費需求。開展“人工智慧+消費”，加速推動自動駕駛、智慧穿戴、超高清視頻、腦機介面、機器人、增材製造等新技術新産品開發與應用推廣，開闢高成長性消費新賽道。
有序減少消費領域限制性措施。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明確指出，完善擴大消費的長效機制，減少限制性措施。要因地制宜調減限制性措施，充分釋放剛性和改善性住房需求潛力。推動汽車等消費由購買管理向使用管理轉變，分年限保障“久搖不中”無車家庭購車需求。放寬相關行業市場準入，增加中高端産品和服務供給。對新興消費領域增強包容性，在發展中逐步規範監管。
深入實施消費品以舊換新行動。用好今年已安排的3000億元超長期特別國債資金，支援地方加力擴圍實施消費品以舊換新，推動汽車、家電、家裝等大宗耐用消費品綠色化、智慧化升級，支援換購合格安全的電動自行車，實施手機、平板、智慧手錶等數位産品購新補貼。研究擴大補貼範圍，簡化補貼的申領和支付程式，提高政策實施效能。
三、政策發力和改革加力相結合擴大內需
擴大國內需求，僅僅依靠短期政策調節難以形成內需增長的長效機制，要在深入實施更加積極有為宏觀政策的同時，把短期政策調整和中長期制度建設結合起來，建立擴大內需的有效制度，加快培育完整內需體系，形成釋放內需潛力的可持續動力。
宏觀政策更加積極有為。一方面，實施積極的財政政策。要確保政策落地見效，確保廣義財政支出增速大於名義GDP增速，對總需求形成正向拉動作用；在加大財政支出強度的同時，調整優化財政支出結構，更加注重惠民生、促消費。另一方面，實施適度寬鬆的貨幣政策。要發揮好貨幣政策總量和結構雙重功能，根據國內外經濟形勢和金融市場運作情況，適時降準降息，保持流動性充裕；創設新的結構性貨幣政策工具，引導商業銀行加大對科技創新、擴大消費、穩定外貿等領域的支援。
深化財稅體制改革。長期以來，我國在生産環節徵收消費稅，消費地政府難以從中受益，對促進本地消費動力不足。要加快落實黨的二十屆三中全會確定的“推進消費稅徵收環節後移並穩定下劃地方”的改革舉措，激勵地方政府推動擴大消費的積極性，改變地方政府“重投資、輕消費”的行為模式。增強稅收的收入分配調節功能，有效增加低收入群體收入，穩步擴大中等收入群體規模，合理調節過高收入，多渠道增加居民財産性收入。
推進全國統一大市場建設。深入清理整治各類市場準入壁壘，破除地方保護和市場分割，打通制約經濟迴圈的卡點堵點。完善企業簡易退出制度，綜合整治“內卷式”競爭。完善市場準入負面清單管理模式，優化新業態新領域市場準入環境。對涉及重要民生領域的教育、衛生、體育等行業，穩妥放寬準入限制，優化養老、托育、助殘等行業準入標準。清理不合理的服務業經營主體準入限制，放寬服務業經營主體從事經營活動的資質、股權比例、註冊資金、從業人員、營業場所、經營範圍等要求。加強服務供給能力建設，支援服務消費場景創新、業態融合、産業集聚，持續增加高品質服務供給，不斷滿足人民群眾多樣性差異化服務消費需求。
促進消費和投資良性迴圈。消費和投資是國內需求的兩個重要方面，兩者既相互聯繫又相互促進。通常而言，消費是慢變數，消費增長取決於當期收入和對未來的收入預期，不可能在短期內實現大幅增長；投資是快變數，通過動員可在短期內實現較快增長。當前，在居民消費偏弱和社會投資內生動力不足的情況下，要更好發揮政府投資的帶動作用，通過重點支援科技創新、新型基礎設施、節能減排降碳等領域投資，釋放新型消費、數字消費、綠色消費潛能。加強民生等經濟社會薄弱領域補短板，擴大消費基礎設施、消費服務功能提升類、消費新業態新模式的有效投資，加大支援教育醫療、技能培育、養老托育、文旅體育等領域項目建設，形成擴大投資與創造就業、投資於人和提振消費的良性互動。
加快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是提振消費、擴大內需的重要抓手。要著力完善城鄉融合發展體制機制，加快落實由常住地登記戶口提供基本公共服務制度，鼓勵常住地政府推進解決農業轉移人口社會保險、住房保障、隨遷子女教育等基本公共服務問題，切實促進農業轉移人口市民化進程。同時，建立有效激勵機制，提高常住地政府推進基本公共服務均等化的積極性，持續釋放我國近3億農業轉移人口的巨大消費潛力。
作者：中國國際經濟交流中心副理事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