貨幣政策作為世界各國宏觀經濟調控的主要工具，在保持幣值穩定和總量平衡方面發揮著重要作用。在成熟市場經濟國家作用更為突出，幾乎成為宏觀經濟調控的代名詞。在我國，自上世紀90年代中期以來，貨幣政策也在宏觀調控中扮演越來越重要的角色。由此，在當前“穩增長”的宏觀經濟形勢下，貨幣政策就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2012年，為應對複雜多變的國內外經濟環境和國際金融危機的衝擊，我國靈活調整貨幣政策取向，綜合運用各種政策工具，準確把握調控的重點、力度與節奏，促進了經濟平穩發展。針對未來經濟形勢，貨幣政策將在保持“穩健”的基調下增強靈活性和針對性。
一、金融運作：總體平穩
2012年9月末，廣義貨幣（M2）餘額94.37萬億元，同比增長14.8%，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末高1.3個和1.2個百分點；狹義貨幣（M1）餘額28.68萬億元，同比增長7.3%，比上月末高2.8個百分點，比上年末低0.6個百分點。前三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6.72萬億元，外幣貸款增加845億美元；9月末，本外幣貸款餘額65.46萬億元，同比增長16.4%；月末人民幣貸款餘額61.51萬億元，同比增長16.3%，分別比上月末和上年末高0.2個和0.5個百分點；前三季度人民幣貸款增加6.72萬億元，同比多增1.04萬億元。2012年前三季度社會融資規模為11.73萬億元，比上年同期多1.92萬億元。整體上，金融運作平穩，有力地促進了經濟增長。
從三季度的國民經濟運作情況看，已經出現了一些積極的變化：一是主要指標增長速度雖然在回落，但是回落幅度在收窄，並且有些指標增速還在加快。三季度國內生産總值（GDP）的增長速度是7.4%，比上季度回落0.2個百分點，但是增長速度回落的幅度比上個季度收窄了0.3個百分點。從實體經濟看，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三季度的增長速度是9.1%，比二季度增長速度回落了0.4個百分點，但回落幅度比二季度收窄了1.7個百分點。固定資産投資增長速度前三季度是20.5%，比上半年上升了0.1個百分點。二是從9月份的經濟運作指標來看，幾乎所有主要指標增長速度都在加快。9月份規模以上工業增加值增長了9.2%，比上個月增速回升了0.3個百分點。9月份社會消費品零售總額增速比上個月回升了1個百分點，9月份出口增速是9.9%，回升了7.2個百分點。三是經濟預期指標開始趨向回暖。9月份PMI指數為49.8%，比8月份回升了0.6個百分點，消費者信心指數100.8%，比上月回升了1.4個百分點。
二、貨幣政策背景：經濟增長放緩，國外貨幣注水
從實體經濟運作看，世界經濟復蘇依然非常緩慢。雖然在國際組織、歐盟及歐洲央行強力救助下，歐元區崩潰風險已大大降低，但在重債與緊縮雙重壓力作用下，歐元區仍將不可避免發生衰退，給全球經濟帶來揮之不去的陰影。美國在企業與居民部門完成去杠桿化並溫和復蘇的同時，將從今年四季度開始面臨“財政懸崖”挑戰。隨著一系列財政寬鬆政策的到期，美國國會將再度在短期經濟衝擊與觸及債務上限之間進行艱難抉擇。隨著對外貿易依存度的不斷提升（2011年為48.7%），我國與世界經濟日益成為休戚與共的整體，歐美經濟不景氣，勢必影響我國實體經濟。
從國內看，今年以來，我國經濟增速總體趨緩，前三季度國內生産總值同比增長7.7%，其中，第三季度GDP增長7.4%，創下14個季度以來的新低。儘管出現了一些積極因素，但我國經濟快速增長的根基還不牢固，影響經濟增長的不確定性因素尚多。特別是帶動經濟增長的投資、消費、出口的“三駕馬車”，目前都還面臨許多問題與隱憂。統計局發佈的PMI數據也表明，9月原材料庫存指數為47%，儘管比8月份（45.1%）有所提升，但仍處於50%的榮枯線之下，顯示我國經濟去庫存效果不盡如人意，對未來經濟增幅的回升會構成一定的壓抑，經濟增長大幅回升的市場內生動力不足。而我國經濟速度效益型特徵十分明顯，如果經濟增速持續放緩，企業效益和政府財政收入增速將會大幅下降，各種債務和金融風險會增大。1-8月份，全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實現利潤30597億元，同比下降3.1%。8月當月實現利潤3812億元，同比下降6.2%。同時，經濟增速持續放緩，還會增加就業壓力和社會矛盾。而且由於這一輪經濟增速放緩的因素比以往更加複雜，擔憂的情緒也很可能會被放大。因此，作為宏觀調控重要手段的貨幣政策，成為大家關注的焦點也就順理成章。
在世界經濟復蘇緩慢的情況下，各發達國家爭相開閘放水。美聯儲宣佈推出QE3，每月購買400億美元的抵押貸款支援證券（MBS），並維持現行的扭曲操作不變，延長0-0.25%的超低利率至2015年年中。值得注意的是，美聯儲此輪量化寬鬆並沒有設定時間和規模。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表示，“看不到經濟回升就不收手”。 無獨有偶，面對重重債務危機的歐洲央行也使出了“狠招”，宣佈“無限量收購重債國債務”，擺明瞭一副“你美國投放多少貨幣，我歐洲也投放多少貨幣”的姿態。與此同時，新興市場央行也都不斷行動。全球寬鬆貨幣政策已然確立。這樣的背景下，我國貨幣政策顯然會受到量化寬鬆政策的影響，在博弈中保護自身的利益，促進經濟平穩健康發展。
三、貨幣政策面對的形勢及問題
1、貨幣政策對象：經濟放緩的非週期因素及結構問題
一般而言，貨幣政策對經濟發展的作用主要體現在總量以及週期性因素方面。但正如一些專家指出，當前經濟增速回落有多重因素，既有外部需求收縮與內需增長放緩的相互疊加，也有週期性調整和結構性因素的相互交織，還有短期需求波動和中長期潛在增長率下降的相互作用，是各種因素綜合作用的結果。不同於以往經濟下行主要是受經濟週期性調整和短期需求收縮的影響，這一輪經濟增速放緩已隱含著結構性因素和潛在增長率變化的作用。在這種情況下，僅僅靠短期刺激政策，不可能解決結構性矛盾和潛在增長率下降問題，如果過度加大政策力度把經濟增速拉起來，通貨膨脹、産能過剩和結構性矛盾就會進一步加劇。
同時，目前中國的經濟問題不僅在於短期的經濟增速下滑，更在於結構問題突出，已然影響到未來的可持續發展。比如，中國經濟中儲蓄和投資結構嚴重失衡。2011年國內生産總值47萬億元，其中最終消費為22.5萬億元，資本形成為22.9萬億元，凈出口為1.2萬億元。中國的儲蓄率高達52%，在世界上差不多是絕無僅有，而且就大國經濟而言，歷史上也不曾有過先例。儲蓄、投資和消費結構的偏離常態，反映在經濟産出結構上就是第三産業發展不足，2011年第三産業僅佔全部GDP的43%，與發達國家73%左右、中等收入國家53%左右的比例相比差距不小，甚至低於很多發展中國家。結構失衡的問題有著深刻的社會、文化和經濟政治體制背景。一個重要原因是要素市場未能充分發揮其在資源配置中的基礎性作用，這需要我們繼續深化改革，打破勞動力、土地、資本等要素市場長期存在的體制性障礙，顯著地提高資源配置的效率。
目前，單純依靠釋放流動性助推經濟是不可持續的，釋放流動性是一柄“雙刃劍”。增加流動性無助於結構性矛盾的解決。當前，國內銀行雖願向國企或大中型企業提供貸款，但這些企業卻因對經濟信心不足而不敢借或不願借；而小微企業雖有強烈貸款需求，銀行出於控制風險的考慮，卻又不願或不敢貸款給這些企業，導致在銀行體系流動性已經相當寬鬆的同時，仍然出現民間借貸利率高企現象。而且，流動性的過度注入還會影響宏觀金融穩定。通過釋放流動性的方式助推經濟增長的空間已經十分有限。
2、貨幣政策仲介目標：固有擴張貨幣路徑面臨窘境
作為貨幣政策的仲介目標——貨幣供應量，長期以來其增速超過GDP增速。觀察1978年以來的中國經濟數據，1993年之前，伴隨中國包括生産品和消費品在內的商品領域逐漸市場化，相應帶來了大量的商品交易現金需求，需要一定貨幣來支撐。1994年分稅制改革帶來的地方政府財政收入結構變化，同年國務院公佈《關於深化城鎮住房制度改革的決定》正式啟動了居民住房市場化進程，以及中國股票市場的建立等體制性因素變化，均造成中國貨幣化過程快速地由商品吸納轉為要素吸納和資産吸納階段。同時，巨大的人口結構變遷——勞動力由農業領域向非農領域轉移，也必然需要額外的貨幣供給予以補充。
但是，目前看，表現為原來能夠吸納超額貨幣的商品領域、要素領域和資産領域已經呈現出邊際遞減的趨勢，而在新的吸納貨幣領域出現之前，即經濟運作新的增長點形成之前，如果照舊提供超額貨幣，就會形成通脹壓力。
雖然中國目前的工業化和城鎮化尚未完成，但是日本和韓國的經驗數據顯示，城鎮化率超過50%之後，城鎮化提升速度將出現回落。日本、韓國城鎮化率分別在1968年和1976年超過50%，隨後兩國城鎮化推進速度出現了明顯的放緩。而中國城鎮化率于2011年超過50%，因此按照日韓的經驗，雖然中國城鎮化水準與世界平均水準仍有差距，但很難繼續維持1994年至2011年間每年1.3%的增幅。城鎮化速率的放緩，相應也帶動房地産市場、重工業等領域的調整，這些因素的變化均直接導致維繫多年的貨幣化進程放緩。當然，未來人民幣國際化進程加快，特別是人民幣跨境貿易結算的比重不斷提高，相應人民幣流通範圍由境內擴張至境外，由此會産生吸納人民幣的新領域——外部商品吸納領域，但就目前的情況來看，這一領域的真正形成還尚需時日。
因此，即便是政府想繼續通過貨幣擴張來實現經濟止跌回升，但是由於沒有能夠吸納超額貨幣的新領域，實際的效果也要大打折扣。即隨著貨幣基數增大，貨幣長期超經濟增長也不可持續。
3、貨幣政策工具：傳統手段面臨新挑戰
根據中國人民銀行公佈的資訊與數據，2002年到2011年間，中國金融總量快速擴張，金融結構多元發展，金融産品和融資工具不斷創新，證券、保險類機構對實體經濟資金支援加大，商業銀行表外業務對貸款表現出明顯替代效應。社會融資規模由2萬億元擴大到12.83萬億元，年均增長22.9%；社會融資規模與GDP之比由2002年的16.7%增至2011年的27.1%。十年間，社會融資規模呈現出四大特點：人民幣貸款佔比顯著下降；直接融資擴容；金融機構表外業務融資功能顯著增強；非銀行金融機構對實體經濟的支援力度迅速加大。
在金融結構不斷變化的形勢下，當前金融宏觀調控面臨諸多挑戰，主要表現為金融宏觀調控“盲區”增多，現有調控工具作用受限。
一是數量型調控工具影響力逐步下降。數量型工具主要調控銀行體系流動性，但對銀行體系外的資本市場、民間借貸、外商投資等金融活動及不佔用銀行流動性的銀行表外融資等業務影響極為有限。此外，商業銀行通過發展理財業務等中間業務，也進一步降低了數量型工具調控效力。
二是價格調控依然困難。變數量調控為價格調控是完善中國貨幣政策調控的一個方向，要實現這一轉變就必須實現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存貸款利率的市場化過程，不僅涉及一系列金融體制機制的改革創新，而且涉及存款人、貸款人、借款人和其他市場參與者之間的一系列權力、利益和行為的調整，既需要硬化相關金融機構的財務預算約束（包括實施金融機構的破産制度），也需要給工商企業等機構以市場化融資的自主權，使他們在銀行貸款、發行債券及其他方式融資之間有著充分的選擇權，還需要完善和嚴格市場規則，打擊各種擾亂乃至破壞市場秩序的行為。這些條件的形成絕非一日之功，也不是畢其功於一役所能奏效的，但只要這些條件未在存貸款利率市場化過程中有效形成，數量調控（或一定程度上的數量調控）向價格調控的轉變將難以完成。
4、貨幣政策環境：經濟開放度和資訊敏感度提高，實現貨幣政策目標難度增大
經濟開放度提高對我國貨幣政策目標的實現有兩重性。一方面，參與世界貿易有利於解決國內供需矛盾，從理論上説能夠起到平抑物價波動的作用；另一方面，“輸入性”物價波動將成為我國近幾年物價不穩定的重要動因。在這種形勢下，貨幣政策兼顧內外均衡的難度進一步增大。
而且當今社會是一個資訊數量巨大，資訊暫態傳遞的網路社會。傳統體制下的資訊渠道正在被多元化、市場化、社會化的資訊網狀系統取代，經濟主體和社會公眾對貨幣政策的預判能力大大提高，貨幣政策制定與實施過程中，政府與市場的“博弈”將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這對我國貨幣政策的正確導向和公眾預期的有效管理提出了新的挑戰。
四、政策建議：增強貨幣政策靈活性，繼續完善金融結構
基於上述分析，針對當前國內經濟形勢以及國際金融環境，處理好經濟平穩較快發展，調整經濟結構和管理通脹預期的關係，我國一方面不宜盲目跟風，慣性擴張，一方面也要增強貨幣政策的針對性和靈活性，提高貨幣政策的科學性和預見性，根據貨幣政策的時滯性，做好貨幣政策應變的預案。
首先，大力發展直接融資市場，為貨幣政策有效傳導疏通渠道。
我國經濟中目前最尖銳的問題是小型微型企業融資難。我們固然應該挖掘銀行的一切潛力，而且也要積極推動民間信貸的規範發展。但小型微型企業往往需要的是本金，或者是時間稍長一點的債務融資，而這種服務只能由基礎的直接融資來提供。為此：一是加快金融産品創新，擴大資産證券化試點範圍，加快推進地方債、保障性住房債、中小企業集合債等新型融資工具發展，不斷擴大金融市場融資規模。二是促進金融市場均衡發展，積極推動包括創業板市場、場外證券交易市場等多層次資本市場發展。三是逐步擴大金融市場參與主體，積極推動企業、個人投資者等通過金融機構間接參與貨幣市場，進一步推動更多非銀行金融機構、基金管理公司、企業及個人投資者參與銀行間債券市場，進一步擴大機構投資者在資本市場中的比重。四是積極發展跨市場産品，推動貨幣市場和資本市場進一步聯通，實現資金合理流動，促進市場真實利率價格信號形成。
其次，加快推進利率市場化進程，為商業銀行轉型創造良好政策環境。
一是進一步提高人民銀行在人民幣存、貸款基準利率調控上的自主性，賦予人民銀行在一定幅度範圍內自主調控權，提高人民銀行貨幣政策操作獨立性。二是加快利率市場化進程，選擇具有硬約束的金融機構，逐步放開替代性金融産品價格，並有計劃、有步驟地逐步擴大對人民幣存款利率上限和貸款利率下限的區間，最終實現存、貸款利率完全市場化。三是加強金融市場基準利率體系建設，提高上海銀行間同業拆放利率（SHIBOR）基準性，引導金融機構完善利率定價機制，增強風險定價能力。四是進一步擴大信貸資産證券化試點。
再次，加快民資進入金融服務業的步伐。
2011年，我國有超過1000萬戶的中小企業，貢獻了稅收的50%，創造了國內生産總值的60%，完成了創新成果的70%，解決了城鎮就業的80%，佔全國企業總數的99%。但在以商業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中，大企業、政府相關企業佔有的金融資源優勢比較明顯，中小微企業和創新企業獲得的服務非常有限。另據數據統計，佔據企業整體債券融資80%以上的短融、中票的融資主體中，央企和地方國企的比重達到80%以上，民營企業僅為7%。數據顯示依靠債券融資的資金可得性依然較低，導致其經營活動改善有限。因此，有必要大力發展與小型企業對接的金融結構。《金融業發展和改革“十二五”規劃》指出，在風險可控的前提下，鼓勵和引導民間資本參與銀行、證券、保險等金融機構的改制和增資擴股。支援民間資本參與設立村鎮銀行、貸款公司、農村資金互助社等新型農村金融機構和小額貸款公司，增強對“三農”和小微企業的金融服務能力，希望能夠儘快落實。
第四，貨幣政策制訂考慮金融部門行為。
目前，我國貨幣政策傳導的主渠道還是信貸渠道，均處在經濟體制轉變的環境中，我國的貨幣政策從制定到執行再到得到反應，發揮作用，這裡的每一個環節都需要花費一定的時間，這就是貨幣政策的時滯，可以分為內部時滯和外部時滯。內部時滯是央行從政策的制定到執行的時間；外部時滯是央行貨幣政策執行時間到在市場中實際發揮出效用的時間。相對來説，內部時滯央行可以掌握，而外部時滯由於受到各種因素的影響，如政策的執行力、企業各部門及個人對政策的反應等，央行對此很難進行具體的控制。
現階段，我國金融市場對央行政策的反應較弱，傳導機制不通暢。在信貸方面，在利潤目標的追求下，商業銀行進行了商業化改造，具有很強的規避動機，影響貨幣政策的有效性。傳統上，央行貨幣政策的數學模型中不考慮金融部門的行為，這些模型中包含了央行、企業、居民部門，但卻沒有金融市場和銀行部門。部分原因是人們簡單地認為貨幣政策能夠通過銀行體系自動且順暢地傳導至實體經濟的企業和居民部門，但現實並非如此。我們必須考慮貨幣政策傳導問題，將金融部門行為納入到央行的貨幣政策模型中去，以更好地促進銀行體系的逆週期響應。
最後，堅持貨幣政策與其他政策的協調配合。
貨幣政策要同財政、投資、産業政策協調配合，貨幣政策本身也要注意各種政策工具的搭配使用，打“組合拳”應成為貨幣政策的另一個“常態選擇”。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