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國經濟大幅減速到底是內部原因，還是外部衝擊？這是認識當前中國經濟形勢的關鍵因素。我們認為，中國經濟當前處於週期回落和結構調整的壓力集聚期，這同時體現在經濟總量增長放慢和經濟結構出現調整兩個方面。
在認識經濟減速的性質之前，我們必須認真思考和回答以下問題：一是世界經濟危機的爆發以及中國宏觀經濟的下滑，是中國傳統高速經濟增長模式結束的標誌，還是中國傳統高速經濟增長進程中的小插曲？二是中國高速經濟增長的傳統基礎是什麼，這些基礎是否已經達到極致而進入衰減期？三是傳統經濟增長源泉的耗竭是否意味著新的增長源應當在傳統源泉的對立面之中尋找，未來可行的經濟增長源泉應當是什麼？
一直以來，我們都習慣地判斷，中國經濟增長的基本面沒有變化，但今天看來，我們對這個判斷可能要做出修正。與金融危機時的經濟減速比起來，本輪經濟減速最大的不同是中國持續高增長的條件、中長期結構性因素，特別是全球化基本面、要素基本面等正在發生趨勢性變化。
改革開放外向型發展戰略的提出使我國的外源性增長效率得到提高。與此同時，對外依存度大幅提高和對國際市場的依賴程度，其中進出口比值佔GDP比重從改革開放初期的9.7%上升到2008年的66.2%。入世十年來，我國的貨物貿易額由世界第六位上升到第二位，其中，出口規模增長了4.9倍，進口規模增長了4.7倍，2009年在世界貿易中的份額達到9.6%，成為全球第一齣口大國。
然而，這一切正在發生改變，以往經濟全球化中的過度消費、過度借貸、過度福利、過度出口的失衡關係正在被打破，發達國家主導的全球總需求不斷萎縮，出口作為中國經濟增長的核心動力和主要源泉難以維持，並將步入遞減區域。
危機也是全球經濟完成新一輪調整和重新排序的有利時期。經歷了金融危機的洗禮，轉變發展方式、重建國際競爭優勢和提升國際地位已經成為各個國家和地區的重要戰略任務。金融危機爆發以來，美國政府力推“再工業化”戰略，但美國所指的“再工業化”絕不是簡單的“實業回歸”，而是在二次工業化基礎上的三次工業化，實質是以高新技術為依託，發展高附加值的製造業，比如先進製造技術、新能源、環保，資訊等新興産業，從而重新擁有強大競爭力的新工業體系。此外，北歐、韓國等國製造業的強勢趕超也對中國形成了強大的競爭壓力。
中國勞動力、技術和資本等基本要素發生了更大的變化，享受基礎要素的“紅利期”很快就要期滿。從未來趨勢看，人口年齡結構變動導致的勞動力供給、由政策和人口結構導致的儲蓄率，以及由勞動力再配置格局導致的全要素生産率都會出現變化。一直以來，“人口紅利”都被認為是造就“中國經濟增長奇跡”的重要源泉。據世行估計，“人口紅利”的結構性優勢對中國經濟高增長的貢獻度達到了30%以上。隨著人口結構轉變的完成，長期以來支撐中國經濟高增長的“人口紅利”開始衰減。
其實，“人口紅利”從來不是永久性的增長因素。無論是發達國家還是發展中國家，隨著人口結構轉變的完成，這種特殊的增長因素最終要消失殆盡，從事經濟活動的人口不斷提高而帶來的高生産率與高儲蓄率導致較高資本積累的現狀將不復存在。但是其他發達國家能夠通過技術創新來彌補人口紅利下滑帶來的衝擊，中國情況卻令人憂慮。從現實情況看，技術創新乏力導致勞動生産率等供給因素和經濟潛在增長水準下移。
首先，創新投入嚴重不足。一般而言，技術進步對GDP的貢獻率超過70%，創新生産率對GDP的增長貢獻率超過50%、研發經費佔GDP的比重超過2%、對外技術依存度小于30%等是國際上比較共識的創新型國家的基本標準。儘管美國債臺高築，財政捉襟見肘，但在科技投入上並不吝嗇。以2007年為例，美國研發經費3682.7億美元，佔GDP的比重達到2.68%，每人平均研發經費1265.7美元；與之相比，中國目前研發經費487.7億美元，佔GDP的比重僅為1.49%，每人平均研發經費僅為37美元。
其二，“人才流失”也是制約中國科技發展的重要因素。《中國留學發展報告(2012)》藍皮書顯示，1978年-2011年，中國共送出了224.51萬名留學生，成為全球最大的留學生輸出國，而同期留學回國人員總數達到81.84萬人，回歸率僅為36.5%。換言之，超過六成的留學生滯留海外。
其三，企業創新後勁乏力受制於人。歸根結底，國與國之間，企業與企業之間的較量最終取決於創新能力的較量。從上世紀80年代到本世紀初，中國各産業主要企業的基本發展戰略是先上規模後上品質、拉寬産品線、搶佔和擴大市場，即便有創新也是以模倣創新為主，嚴重缺乏自己的核心技術和智慧財産權。當前，美國等發達國家憑藉領先的基礎研究能力、強大的高新技術和創新優勢，率先搶佔製造業制高點，加緊從技術、標準、規則和市場等方面設置門檻，使我國企業向價值鏈高端升級的難度增大，整體面臨十分被動的局面。
因此，我們必須意識到，中國由“超高增長”到“次高增長”，甚至是“中速增長”的長期拐點，任何逆週期的調控和刺激性政策都改變不了這一趨勢。著眼于長遠，把經濟增長重心放在推動內部整體戰略轉型和深層次改革上面才是關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