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當代中國對民營經濟的發展的意義，無論如何估計大概都不會過份。”中國人民大學經濟學教授、博士生導師李義平日前在珠海市委黨校就民營經濟發展發表演講時強調，對民營經濟發展的意義要有更深層次的認識。
李義平指出，民營經濟發展的意義首先表現為促進社會經濟發展。現在在中國經濟發展中，民營經濟佔據半壁江山以上，在浙江、廣東等省份，民營經濟佔的比重更高。對於中國成為世界第二大經濟體，民營經濟作出了自己應有的貢獻。
在李義平看來，民營經濟發展有利於增加GNP，有利於民富。GNP不同於GDP，GDP講的是在一國一地區範圍內的人，在一定時期提供的按當期價格計算的一切産品和勞務的價格總和。GDP大不等於地區富裕，例如四川人在深圳打工，把GDP留在了深圳，把錢匯到了四川。新加坡人在蘇州投資，把GDP留在蘇州，把利潤轉回了本國。
“GNP強調的是本國人、本地人在本國、本地、和外國、外地創造的産品和勞務價格的總和，GNP是真富。”李義平舉例説，蘇州的GDP可能超過溫州，但蘇州外資多，溫州本地資本多、本地資本是自己富。“市場經濟本身首先是民富的體制。”
“民營經濟發展有利於社會主義市場經濟體制的建立。中國真正的經濟發展，是選擇了社會主義市場經濟以後的發展，中國的經濟繁榮是來自於市場經濟的繁榮。”李義平認為，你不可能不選擇市場經濟，但只要選擇了市場經濟，你就不可能不選擇民營經濟。
李義平指出，民營經濟天生與市場經濟協調，除中國外，全世界的市場經濟國家無一不是以民營經濟為主體，原因在於民營企業天生産權明確，市場經濟要求産權明確。對此，馬克思有過精闢的論述：商品交換是一個驚險的跳躍，如果跳不過去，摔壞的不是商品，而是商品生産者自己。
“民營經濟發展有利於培育中等收入階層。”李義平表示，中國歷史上頻繁發生的“均貧富”式的起義，造成了極大的不穩定，其原因在於社會結構是“金字塔”形，富人太少太富，窮人太多太窮，不利於社會穩定。所以在歷史上的中國社會只有官僚、地主，缺少企業家，難以形成更為廣大的群體富裕。民營經濟的發展可以造就千千萬萬的群體富裕。民營經濟的發展可以造就千千萬萬的企業家，有利於形成中等收入階層，“橄欖形”社會構架有利於社會穩定。
“民營經濟發展有利於建設與社會主義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文化。”李義平指出，我國歷史上的文化是與自然經濟、封建統治相適應的文化，例如重農輕商，重本抑末、官本位、強調封建等級、中庸、畏于冒險和創新，知足常樂等，缺少志存高遠的奮鬥精神等。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文明是與市場經濟的發展同步的。民營經濟在發展過程中不僅創造了物質財富，而且創造了與現代市場經濟相適應的精神財富，比如正確地對待財富、誠信、平等意識、品牌意識、智慧財産權意識、競爭和創新意識以及社會責任等。
李義平強調，經濟與文化不能兩張皮，缺少與市場經濟相適應的文化，經濟運作就增大了交易費用，市場經濟就難以高效運作，應繼續總結民營經濟的發展對社會主義市場經濟財富的貢獻。
民營經濟的發展對啟動內需走出經濟低谷頗具意義。當前，我國經濟發展呈下行趨勢，政府在千方百計地刺激經濟。實際上只要放開市場，讓民間資本平等地進入，就會對刺激經濟産生十分積極的效果。民間資本造就的GDP是有效率的GDP，這樣的GDP遵循著市場規律，其産品和服務既符合市場需要又嚴格遵循效率原則。地方政府啟動內需的GDP通常效率不高，有時甚至是資源浪費。我們應當區別有效率的GDP和沒有效率的GDP。
“民營經濟發展有利於社會主義制度的鞏固。”李義平指出，前蘇聯基本上是百分之百的國有經濟，一夜之間説解體就解體了，中國改革開放前，國有經濟佔絕對統治地位，但同時經濟卻面臨著崩潰的邊緣。鄧小平曾深刻地指出，貧窮不是社會主義。比如浙江省民營經濟佔95%以上，但社會主義的旗幟卻在高高飄揚。“中國民營經濟佔比較大的省份，經濟都發達，而且社會主義的旗幟也都飄揚的很好。”
“從這個意義上説，民營經濟同樣是當今社會主義的基礎。”李義平呼籲，在未來的經濟發展中，應當淡化所有制，應當不存在體制內、體制外，應當最大限度地減少審批，應當有比貫徹“非公經濟36條”實施細則更有利於平等進入的制度安排，真正形成公平競爭的格局。“應該遵循有為就有位，國有經濟和民營經濟在平等競爭中誰的貢獻大誰的地位就高。”（記者 傅春榮）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