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1年9月1日至5日,世界銀行行長羅伯特 佐利克訪華。這是他第7次來到中國,除了加強世界銀行與中國的合作,討論中國經濟面臨的中期挑戰也是其此行的另一個主要任務。訪華前夕,佐利克在位於華盛頓的世界銀行總部接受了《財經國家週刊》記者專訪,探討時下困擾美、歐的債務危機以及其復蘇前景。
1953年出生於美國伊利諾伊州一個德裔家庭的佐利克,擁有哈佛大學法學博士學位。他履歷頗豐:曾擔任過美國財政部長詹姆斯 貝克的顧問、負責經濟事務的美國副國務卿、白宮辦公廳副主任以及美國貿易代表等要職。
佐利克認為,美歐經濟將延續當前緩慢的復蘇態勢,但只要政策得當,是能夠化“危”為“機”、避免二次探底風險的。
關鍵是國家的長期競爭力
《財經國家週刊》:佐利克先生對標普下調美國長期主權信用評級如何看待?這對美國、美國之外的其他利益攸關方以及全球經濟和金融格局將會産生怎樣的影響?
佐利克:儘管標普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之後的市場反應表明,美國國債在市場上的地位不是削弱而是加強了,但標普下調美國信用評級的舉動還是給美國的政策制定者敲響了警鐘,表明美國切實需要關注財政可持續性、債務高攀和經濟長期發展等問題。
這次標普下調美國主權信用評級,是否會促使政府採取削減開支等有效舉措,還是會成為美國經濟進一步下滑的拐點?時間會告訴我們答案。澳大利亞的主權信用評級曾兩次被下調,加拿大的主權信用評級也曾被下調,這些國家恢復市場信心都花了一段時間。
《財經國家週刊》:美國和歐元區當前面臨的財政和經濟挑戰有什麼共性,又有什麼區別?
佐利克:美國所面臨的挑戰,主要是應對提高財政狀況的長期可持續性、減少公共債務和刺激經濟中長期發展等挑戰。
我對歐元區經濟面臨的多重挑戰感到擔憂。歐元區經濟體面臨的主要挑戰是主權債務問題,同時,銀行業抗風險能力不足並需要補充資本金,葡萄牙和希臘等國的經濟競爭力不足。
這些風險在幾週前引發了市場擔憂情緒,導致義大利和西班牙國債收益率攀升,歐洲央行及時採取了干預行動,歐洲央行行長特裏謝的最新表態是將會繼續為市場提供流動性。這是非常關鍵的一步,這將給歐元區的政策制定者提供寶貴的時間,採取適當的財政舉措,並同時奠定經濟持續增長的基礎。
在這樣的背景下,可能會出現由新風險點造成的震蕩,這些風險點包括一些國家出現的政治風險、希臘主權債務重組遭受挫折、銀行業流動性不足等,它們都會引發市場信心波動,衝擊歐元區和全球經濟復蘇。
《財經國家週刊》:歐元區的主權債務危機和美國的財政危機使得全球經濟處於“新危險區”,您怎麼看待危機前景?接下來會發生什麼?歐美政策制定者是否已經缺少應對的政策工具了?歐美該如何實現財政可持續性與經濟增長之間的平衡?
佐利克:我認為上月以來的市場波動是給歐美政策制定者提出的一個“警告信號”。與金融危機之初相比,當前全球所處的復蘇階段已經不同了。在當前階段,不論是歐元區,還是美國,政策制定者手中所擁有的財政刺激政策空間已經減少,貨幣政策總體而言也已非常寬鬆,儘管他們可以選擇的應對政策有限,但那種認為他們已經沒有應對工具的想法是錯誤的。
歐洲央行出手購買義大利和西班牙國債。歐洲央行行長特裏謝表示,如果市場需要,歐洲央行將進一步提供流動性。美聯儲主席伯南克近期在懷俄明州舉行的美聯儲年度經濟座談會上則強調,美國要通過財政改革、刺激經濟長期發展的舉措來拉動美國經濟復蘇,同時他也表示美聯儲還有刺激經濟增長的備用政策工具。
《財經國家週刊》:您曾説過央行就像救火隊員,投注的是流動性,那麼過量投注流動性會否埋下未來通脹等隱患?
佐利克:沒錯,僅僅依靠貨幣政策是無法解決歐美各國所面臨的經濟挑戰,我也強調需要同時採取提高財政可持續的措施,包括減少政府開支、應對長期債務挑戰並塑造國家的經濟長期競爭力,這些舉措對歐美經濟的長期良性發展至關重要。
既是危機也是機遇
《財經國家週刊》:發達國家以及新興經濟體一年以來,其經濟增長呈現的亮點和遭遇的挑戰有何變化?
佐利克:過去一年中,全球經濟延續緩慢復蘇的局面,主要特徵依舊是新興經濟體和發達經濟體復蘇速度快慢不均。新興經濟體的經濟增長已經恢復,甚至超過了金融危機前的水準。對於很多新興經濟體而言,當前的主要挑戰是應對經濟過熱,抑制高通脹和資産泡沫等風險。
發達經濟體仍然在應對金融危機的多重後遺症,包括主權債務風險、公共債務高攀以及居高不下的失業率。美國、歐洲和日本等經濟體目前都進入了一個“敏感階段”,我也一直給這些國家的政策制定者提醒,讓他們要妥善加以應對。發達經濟體不僅要應對短期的財政和貨幣政策挑戰,也要集中精力開展中長期的根本性和結構性經濟改革。
《財經國家週刊》:全球經濟增長呈現出“南高北低”的雙速復蘇局面,您認為這種局面還將延續嗎?您是否認為美、歐存在經濟二次衰退的威脅?
佐利克:美國和歐洲確實步入了經濟延續低增速時期,但是我認為,美國和歐洲是可以避免經濟二次衰退,其經濟緩慢增長的局面暫時不會改變。
美國和歐洲政策制定者的應對措施非常重要,因為這不僅影響美歐經濟是否能夠加速復蘇,也決定著是否能為美歐經濟的長期、強勁增長打好基礎。
《財經國家週刊》:在您稱作“敏感時期”和IMF總裁拉加德稱為“新危險時期”的當前階段,怎樣看待各國的政策協調合作?
佐利克:在任何經濟形勢下,國際政策協調合作都非常重要,合作的性質和對策要視挑戰的種類不同而定。我認為,協調各國政策行動來應對經濟挑戰,不僅要有短期的政策舉措,也要有著眼于中長期的結構性改革舉措;世行注重推動各國在基礎設施、教育等對於經濟長期發展有益的項目。
《財經國家週刊》:在當前的全球經濟的“新危險區”,發展中國家的外需也在減少。當前歐美經濟困境對其自身以及發展中國家而言,是威脅還是機遇?
佐利克:發展中國家已經為全球貢獻了一半以上的經濟增長,該比重可能還會提高,這對發展中國家和發達國家都是機遇。如果中國、東南亞、非洲等經濟持續增長,將會給發達國家投資、貿易等各領域帶來機會。發達國家的企業家早就已經意識到了發展中國家巨大的市場潛力,很多企業都已經找到巨大的市場,而發達國家的政策制定者還未充分認識到這一市場潛力。
過去一個月的市場波動也帶來了正面效應,即強化了各界對於解決歐美危機的關注和討論,人們不僅討論美國政治機制運作效率,也在討論政府長期支出不可持續。在我看來,美國不應僅僅探討如何減少國內可自由裁量支出,因為這並非美國預算支出的主要部分,美國也要關注並解決醫療、養老保險在內的社會福利支出,如果能促使政策制定者採取有效舉措,那將是積極的一步。奧巴馬總統目前強調刺激就業,如果能夠採取有利於實現美國增長潛能的結構性政策,那麼也將是一個進步。
《財經國家週刊》:世界銀行在當前以及全球經濟復蘇進程中應當發揮怎樣的作用?
佐利克:與一年前相比,由187個成員國組成的世界銀行面臨的挑戰依舊未變,就是如何協調發達國家和發展中國家的立場,重視各個經濟體之間的關聯性,促進全球經濟的強勁、平衡復蘇。
作為一個重要的國際性組織,世界銀行的另一個重要職責就是監測全球經濟走勢、預測風險並向各國的政策制定者提示風險,從而促使各國採取應對危機的合理措施。我希望自己和拉加德提出的警示能促使各國進一步採取良性的政策主張。
同時,世行也在關注食品價格上漲給全球帶來的衝擊,食品價格上漲衝擊最大的是最貧困的國家。過去一年中,世界銀行的食品價格指數上漲超過了三成,我們在緊密關注東南亞大米價格、美國玉米收成等影響市場價格的因素。我們依舊強調,G20領導人應將食品安全問題視為G20最重要的議題之一。(記者 蔣旭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