目前，《工資條例》草案修改已經完成，該草案最大的亮點是工資增長需要集體協商，而條例草案核心內容是突出“調低限高”，即最低工資標準的增加機制和壟斷企業尤其是高管工資的限制。在限制壟斷行業高收入方面，草案要求壟斷行業定期公佈工資平均水準、漲幅、增長金額等內容。這也就意味著員工的工資增長將越來越有政策保障。其中，最令人們糾結的爭議熱點是凍結壟斷企業工資、實現同工同酬及競爭性行業一線員工工資5年備增等內容。
“什麼都漲，唯獨工資不見漲。”這是長期以來一些老百姓的議論。的確，就目前國內的工資狀況來看，工薪階層收入與經濟增長嚴重“倒挂”，工薪階層備感生活成本增加的壓力，不僅嚴重挫傷了群眾參與改革的積極性，而且有可能影響到實現經濟又好有快發展，經濟增長方式實現根本轉變以及構建和諧社會的目標。而“國民收入倍增計劃”作為一個龐大的經濟發展規劃，涉及行政與經濟資源的調整，涉及政府的財稅政策與補貼政策，涉及産業的調整。僅靠政府勞動保障部門的一紙行政命令，恐怕難有作為。
伴隨著中國經濟的發展，目前國內勞動者的收入增長與GDP增長幅度、政府稅收收入增長、物價增長不成比例，提高勞動者收入的呼聲此起彼伏。但我們不應忘記當年日本“國民收入倍增計劃”的前提，即經濟的高速增長，才使不斷增長的國民收入成為有源之水，否則所謂國民收入倍增不過是通脹與擠壓企業利潤的代名詞。收入分配改革不僅要讓工薪階層享受到錢包一天天鼓起來的快樂，更要讓社會大多數群體共用社會發展成果。尤其是在我們這個以追求公平、正義為目標的社會，更應把縮小貧富差距和實現共富當成最高目標。
筆者認為，就全面推行收入分配改革而言，依據現有國情，應逐步提高居民收入在國民收入分配中的比重，提高勞動報酬在初次分配中的比重。尤其是在CPI高企，物價上漲背景下的“漲工資”，其核心不在於籠統的“工資倍增”，而應該在於縮小收入分配的差距——不僅是富人與窮人的收入差距，也有政府財政收入與民眾工資收入的差距。也就是説，總量意義上的“倍增”價值，顯然不如分配意義上的“減差”價值大。
我們知道，早在20世紀60年代日本就推行了為期10年的“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從而實現了經濟騰飛，一躍成為世界經濟強國。但大多數人只知道日本是高收入、高消費的國度，並不了解日本推行該計劃的前提和著眼點是什麼。當時，日本明確指出“國民收入倍增計劃”，必須致力於糾正農業與非農業之間、大企業與中小企業之間、地區相互之間以及收入階層之間收入上的差距。正是堅持這個主旨，形成了日本社會有將近1億人口的“中産階層”，最終實現了國民收入同步增長。
“國民收入倍增計劃”曾是日本經濟突破瓶頸的制勝法寶，被視為日本經濟起飛的基礎和轉捩點。“國民收入倍增計劃”通常出現在特定的經濟階段，經濟發展到一定階段産品過剩與通脹壓力共存，政府需要提振內需；從外向型經濟向內向型經濟過渡；政府財政收入遠遠大於國民收入增幅，導致儲蓄、投資大過消費，造成經濟不平衡。當時，日本政府除了收入計劃，還有經濟發展計劃，即國民生産年增長率平均7.2%%；到1970年度國民生産總值增加1倍以上，最終達到26兆日元目標，目的是達到“經濟高速增長、提高生活水準、完全就業”。
筆者認為，面對我國居高不下的物價水準，工資增長的需求不是“因”而是“果”，是物價的大幅上漲，讓工資購買力大幅貶值。因此，在持續通脹壓力面前，增加工資成為屢被提及讓民眾分享經濟發展成果的做法。這些做法具有直觀性特徵，如果操作得當、程式設計完善，公眾能即時性地、看得見摸得著地分享到實惠。但增加工資勢必涉及複雜冗繁的計算問題。譬如“工資倍增計劃”便需要詳盡科學地考慮到CPI、GDP等數據，還要兼顧到經濟發展階段、群體間均衡與差異等問題。
事實上，在我們的視野中，除了GDP、工資、物價之外，還應該注意到利潤和稅收。當GDP大幅度增長的時候，民眾獲得的工資比重並未增長，就意味著經濟發展的成果，實際上由企業利潤和國家稅收分享了。
我以為，現在要想提高工資水準而不提升物價水準，完全可以從降低利潤和稅收的思路上實現。在原材料普遍上漲的情況下，企業的利潤空間已經相當有限，所以就不必再考慮降低利潤了。也只有不損害企業利益的工資增長計劃，才會被企業主心甘情願地接受。靠減免稅收的辦法，完全可以實現漲工資而不連累物價的目標。在國內稅收增幅明顯，財政超收已成常態的局面下，以減稅來支援工資增長並最終增進民眾福祉，理應是一個相當現實的選擇。
如果説，收入分配改革是抑制通脹的“治標”做法，那麼，應對國際金融危機，擴大內需，拉動消費的提出以及積極的財稅政策調整，則有更多“治本”之策的意義。因為，也許適時、積極的財稅政策調整，不如派發紅包和增加工資那般直觀性地讓特定群體受益，但作為一項解決問題更根本的訴求之道，積極的財稅政策調整，能在更深層次上解決通脹問題，讓更多民眾分享到經濟發展的成果。
當然，通脹壓力下“工資倍增計劃”的實施和積極財稅政策的調整，若能輔以加大教育、住房、醫療、衛生等方面公共投入為保障，輔以增加社會保障財政支出為呼應，輔以福利保障制度逐步健全為配合，必能在更大範圍內惠及民生。也就是説，如果積極的財稅政策調整，能與類似“工資倍增計劃”這樣的做法同步進行，政府能通過“看得見”的和“看不見”的調控手段還利於民，讓民眾得到實惠，最好不過。(吳學安)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