根據這樣的結論，許善達建議，政府應該搞一個居民收入增長的規劃。這個規劃要搞一段時間，比如説5年或者是10年，並且不能僅僅局限在反週期的政策思路中。要超越這個視野來研究中國收入差距拉大的原因，以及怎麼解決這個問題。必須要設計出一套跳出反週期調節的宏觀調控的戰略，然後包含著若干措施，這樣才能夠起到提高居民消費率、進而恢復經濟均衡的作用。之前中國政府應對金融危機，等於是在一定程度上，犧牲了結構調整的目標，推遲了結構調整的時間，用以保持總需求的增長，使得經濟很快從金融危機中復蘇。但是，不能永遠圍繞金融危機來處理問題，還是應該有一個長期的提高居民消費率的戰略。
借錢給發展中國家輸出産能
關於外需和內需的關係。許善達説，産能包含兩部分，在所有的投資裏，最後會形成一部分産能要輸到境外去。中國是貿易順差，總體上講，是産能對外輸出。實際上對國內來説，只要多出的部分産能能夠形成出口，留在國內的産能和國內的需求就能夠相等，達到均衡點。換種説法就是，如果能保證多餘的産能出口，出口的比重越高，國內經濟就越能接近於均衡。這比調整國內經濟結構要簡單得多。對整個經濟的調，一定是個相對長的過程，不可能一步到位，需要搞5年到10年的規劃，而且可能不只一個而是兩到三個，要花10年，20年，甚至是30年來實現這樣的均衡。但是在這段時間內，中國的産能已經大於了需求，而且居民消費下降的趨勢在持續，解決問題的一個辦法就是擴大産能的輸出量。輸出的産能越多，就能給國內調整結構準備出更長的時間和更多的資源，使得這個調整能夠比較平緩、比較順暢地進行。否則如果想在很短的時間內做一個劇烈調整，必然會給整個經濟造成很大的不穩定。
如何産能輸出？許善達説，金融危機之後，發達國家流向發展中國家的資金數量減少了25%。發展中國家本身發展是需要資金的，而且需求量還要增長。現在許多發展中國家是極缺資金的。他們需要更多的錢開發潛在的資源。與此同時，中國的資金是過剩的，無論是外匯儲備還是國內資金。
外匯儲備2萬多億美元沒處花，人民幣也過剩。許善達説，央行在金融危機之後，兩次提高了法定的存款準備金率1個點，吸收控制了6000億人民幣。但是準備金率提上去，對很多資金的影響並不明顯，為什麼？因為在央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時候，中國很多的商業銀行，超額準備金率已經超過了3%。換句話説，就是商業銀行拿著人民幣沒地方用，存在央行裏。結果到央行提高法定準備金率的時候，商業銀行只是把超額準備金率劃出一個點到法定準備金賬戶上去，沒有實質性變化。
商業銀行的存款去年是9萬多億元，只貸出5萬多億。在中國，貸存比的控制指標是75%。就是存1塊只能貸7毛5。但是發達國家是百分之百，吸收1塊錢存款可以貸出1塊錢。然而即使中國商業銀行的貸款比例低於發達國家25%，仍然貸不出去。
許善達建議，中國拿出5000億美元搞一個共用發展計劃，借錢給發展中國家搞基礎設施建設，同時要求這些國家用中國借給他們的錢來買中國的産能，從而把中國企業的産能輸出去。中國政府雖然沒有明確做這樣的規劃，也已經在做一些準備工作。他説，央行從去年三季度開始，向急需外匯用於對外貸款的商業銀行施以援手。相比較其他公開市場工具，央行這樣做一箭雙雕。既能夠調節外匯頭寸，又能夠回收人民幣流動性。有一個數字，截止2009年11月末，商業銀行金融機構外匯貸款3762億，同比增長51%。而11月末，外匯各項存款餘額2049億，同比增長5%。換句話説，有1700億的金融機構的外匯貸款不是靠存款支援，而是靠央行支援。這1700億美元相當於回收了10000億人民幣的流動性，而兩次提高1個點的準備金率只控制了6000億人民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