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僅北京就有邊際土地200多萬畝，相當於北京行政區劃面積的1/12！”主持開展了“京郊邊際土地能源草規模化種植”課題的北京草業與環境研究發展中心副研究員左海濤告訴半月談記者。
邊際土地是指那些尚未被利用、自然條件較差，而又能産生一定生物量、有一定生産潛力和開發價值的土地。這類土地暫不宜墾為農田，但可以生長或種植某些適應性強的植物。
在這些“兔子都不願意來”的土地上，人們能夠收穫的是日顯稀缺的能源！這一奇妙的遠景深深鼓舞著人們。
被“邊際”的土地
不能不正視的現實是，除先天資源稟賦因素外，長期粗放式發展産生著大量邊際土地，急需植被恢復和生態治理。
調查發現，北京市未利用的邊際土地主要有兩大類，一是宜農土地後備資源272.54萬畝，大部分佈在遠郊山區縣，生態環境比較脆弱，土壤基質缺失，有機質嚴重不足，土壤保水能力差，喬木、灌木以及作物很難生長；二是因工礦生産建設挖損、塌陷和壓佔而廢棄的土地約13.11萬畝。總體來看，郊區環境污染治理及生態建設面臨的形勢嚴峻，其中沙化土地、荒灘地、工程廢棄地和季節性裸露農田等是北京地區冬春季揚沙起塵的主要來源。這些邊際土地中，可在短期進行植被恢復的邊際土地有六種類型：一是挖沙廢棄地，二是閒置的備用土地，三是受污染土地，四是河湖灘地，五是山區瘠薄土地，六是沙化土地。
裸露廢棄地生態修復，最重要最可行的手段就是種草。草地植被具有相對高效的水分利用效率，能快速覆蓋地表，且具有防風固沙、涵養水源、保持水土、凈化空氣等多種生態功能。兼具生態效益和經濟效益的能源草，更吸引了政府和投資者的眼球。
在邊際土地利用方面，國家層面政策暖風頻吹：從2005年通過《中華人民共和國可再生能源法》開始，有關部委陸續出臺了一系列促進利用邊際土地開展能源植物種植的相關政策，鼓勵有條件的地方利用荒山、荒地等資源發展生物質原料作物種植。如2007年國家發改委關於可再生能源發展“十一五”規劃提出：合理開發利用邊際土地資源，能源作物和能源植物的種植做到不與民爭糧，不與糧爭地，不破壞環境，不顧此失彼，處理好生物質能利用與生物質其他用途的關係。
邊際土地可變“油田”
2008年開始，北京草業與環境研究發展中心在昌平區馬池口鎮挖沙廢棄地種植能源草，這些可達兩人高的茂盛草本植物讓人們看到了節能減排的希望。能源草邊際土地的規模化種植，既符合環保要求又有新能源的經濟效益，在節能減排和增加土壤碳庫容量方面具有不可比擬的優勢。據測算，利用邊際土地種植能源草，每年每公頃可為生物質加工企業提供幹物質20～30噸，折合標準煤12～18噸；可轉化纖維素乙醇4.5～6.7噸；固定二氧化碳32.4～48.6噸，釋放氧氣24.0～36.0噸，吸收二氧化硫4.2～6.3噸。
“結合我國耕地資源和水資源十分緊張的現狀，能源作物應具備以下特徵：高效太陽能轉化，高效水分利用，高效能量産出，高抗逆能力，低生産成本，並且環境友好。我們種的這些草富含木質纖維素和半纖維素，灰分含量低，熱值高，且自然乾枯不易腐爛，便於企業儲存、轉化。”左海濤告訴半月談記者，按“適地適草”原則，課題組從35個能源草品種中篩選出適合在北京邊際土地上種植的4種，于2008年起在昌平挖沙廢棄地、房山區污染撂荒農田、京承高速路兩側廢棄地等邊際土地上示範種植1500多畝。這些能源草表現出了很強的耐旱、耐鹽和耐貧瘠綜合能力和較高的生物質原料生産潛力，在種植當年就能很好地實現邊際土地覆蓋，降低土壤侵蝕。
“種石油”緣何水到渠未成
在邊際土地上“種石油”，既能綠化環境、美化景觀，節能減排，又可産出生物質能源産業發展迫切需要的原材料。假如北京郊區現存邊際土地資源的1/4，即60～70萬畝，能選擇適宜的能源草進行植被恢復，則生物質原料供給缺口可被彌補，對北京裸露廢棄地治理、改善農村生態環境目標也不無裨益。
這樣一舉多得的事情為什麼目前仍然局限于北京少數郊區縣的嘗試？
“種石油”未見其流行，一是生物質能源産業發展本身存在先建廠後找料的佈局問題。生物質能源産業發展亟待解決的核心問題是生物質原料短缺，類似現象在全國生物質能源加工企業發展中普遍存在。左海濤指出：“國內生物質能源為什麼一直沒能形成真正的産業？就是人們過於重視轉化技術，忽略了産業鏈條的基礎即原料生産，導致目前一些國內生物質能源開發項目走了彎路，這是最要命的事情。”目前，北京草業與環境研究發展中心已建立了能源草工廠化育苗和邊際土地規模化種植技術體系，通過溫室和田間試驗評價了各種能源草的抗旱、耐鹽鹼、耐貧瘠能力和適應性，確立了各種能源草的最佳施肥量和施肥時間，明確了各種能源草的最佳收穫時期，研究了各種能源草品質形狀的主要參數，包括灰分、纖維素等等，以及各種能源草對污染土壤中重金屬的吸收富集能力。
缺乏有效的利益驅動，使得相關主體在是否種植能源草時舉棋不定。“目前最迫切需要的是出臺補貼政策，給種草者一個驅動力。”左海濤算了一筆賬：由於目前生物質原料的價格很低，約為每噸100元至300元，而一畝地的生物幹物質産出約為1～2噸。扣除種植、管護、運輸等成本，基本是賠錢。他説：“政府能不能通過核定單位面積的生物品質，定出其生長所固定的二氧化碳和釋放的氧氣量，把財政節能減排投入的一部分補貼給種草者？如果能出臺這種定量生態補償政策，將大大提高能源植物種植者的從業熱情。這不僅有利於拉動生物質原料的生産和儲運等産業發展，逐步完善生物質能源産業鏈，更將成為地方政府實現綠色發展的點睛之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