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建坤：清華大學校務委員會副主任，低碳能源實驗室主任，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副主任，國家能源專家諮詢委員會成員
潘家華：中國社會科學院城市發展與環境研究所所長，研究員，國家氣候變化專家委員會委員
核心提示
12月7日—18日，聯合國氣候變化會議將在丹麥哥本哈根召開，“低碳經濟”、“低碳生活”等，成為人們關注的熱門話題。
什麼是“低碳”？走“低碳經濟”之路，會給中國帶來哪些挑戰？“低碳生活”，普通人要如何參與？對此，記者採訪了氣候變化領域知名專家何建坤、潘家華。
能源碳排放量可通過其消費量計算
記者：什麼是低碳？碳排放量一般如何計算？
何建坤：低碳，是指較低或者更低的溫室氣體(二氧化碳為主)排放。
從宏觀上看，能源消費中的碳排放量，可以通過能源的消費量計算出來。比如，消費1噸石油能排放多少碳，是可以計算的。但從具體來看，準確計算碳排放量，需要編制國家詳細的排放清單，國民經濟的各個部門要對此進行統計和監測。“十二五”期間，我國將建立二氧化碳排放的統計監測體系。
記者：減排目標的實施，如何才能得到有效監督？
何建坤：從全球角度來看，對於發達國家而言，根據《聯合國氣候變化公約》和《京都議定書》以及“巴厘路線圖”的要求，他們要承擔絕對量化的減排義務，這是有法律約束的承諾。對於發展中國家而言，是一種自願基礎上的減緩行動，如果這種自願行動沒有得到發達國家的資金和技術支援，不需要接受國際社會的監督和評議。
我國的減排目標，屬於自主發佈的目標，這將會列入到“十二五”、“十三五”發展規劃之中，在國內是有法律約束力的。對此，我國會有相關統計數字，測算每年的二氧化碳排放量，也會向國際社會公佈實現減排目標的進展。
發展低碳經濟，不會限制我國的經濟發展
記者：走低碳經濟之路，會給我國經濟發展帶來什麼影響？
何建坤：人類社會經濟發展和生活水準的提高，都伴隨著以煤炭、石油、天然氣等為主的能源消費的增長。這就必然會導致二氧化碳排放量的增加。而為了保護全球氣候，我們必須減少二氧化碳的排放，由此，會産生經濟發展和全球環境保護間的矛盾。
要解決這對矛盾，就要發展低碳經濟，走一種“低能耗、低排放”的可持續發展道路。
低碳經濟，是一種發展方式的轉變。
具體來看，第一，要改變能源結構，發展新能源和可再生能源，如水能、風能等不排放二氧化碳的能源。第二，要改變經濟增長方式、調整産業結構，優先發展高新科技産業、服務業等第三産業。第三，要減少能源消耗，改變消費方式。
從現在到2020年這十幾年的時間，我國仍處在工業化和城市化階段，需要建造大量的基礎設施，比如城市、鐵路、公路、房屋等，需要大量的鋼鐵、水泥等高耗能産品。這個階段，一般的國家都要持續二三十年；按照一般的發展規律，在這個階段當中，我們GDP的二氧化碳強度是下不來的。
但從另一個角度講，我國可持續發展需要節約資源、保護環境，因為國內的資源和二氧化硫、粉塵等污染，會對我們的發展形成制約。因此，發展低碳經濟，不會限制我國的經濟發展。
記者：有一種觀點認為，減少碳排放會損害經濟發展；我國要走低碳經濟之路，會面臨哪些困難？
潘家華：這一觀點並不科學，減少碳排放關乎人類共同未來，節能減碳，實際上是共贏。
低碳是有成本的。但是，在未來，碳是要計入産品成本的，環境也是一種成本。
何建坤：發展低碳經濟，自然會付出額外的投資和成本。對此，我國已經做了很多努力，也有所成效。
比如説，我們在“十一五”期間，從2006年到2008年這3年間，積極推進節能減排，實施了十大節能工程，開展了千家企業節能行動等。從2006年到2008年，我國單位GDP能源強度下降了10.1%，這是一個了不起的成就。
低碳生活，通過點滴改變來實現
記者：您認為要創造低碳生活方式，公眾需要如何參與？
何建坤：何謂低碳生活方式，具體到我們平時的生活，就是要儘量坐公交車、換節能燈等，這樣能在保證較高生活水準的情況下，減少能源的消費和碳的排放。也就是説，我們要注意消費行為，儘量較少地消費能源、較少地排放二氧化碳，並把它看成一種社會公德來提倡。
將來，在我們的生活當中，低碳生活會變成一種時尚，奢侈浪費會被大家譴責。
現在，我國制定控制溫室氣體排放的行動目標，就是必須改變原有的、世界上所證明的規律，應該説是一條沒有經驗可循的、必須自己探索的新型發展道路，也就是低碳經濟和低碳發展道路。這既需要我們有很強的政策支援，也需要民眾全面的參與和企業的鼎力支援。
潘家華：有人説低碳是個好東西，但是太遙遠，以後條件成熟再做。這種説法欠妥。
實際上，低碳生活並不遙遠，很多是可以從現在開始、一步一步做的，並不是一定要等到未來。例如，我們可以少開車、多坐公交車等，這些簡簡單單、點點滴滴的改進，都可以在日常生活中實現。
哥本哈根會議只是起點
記者：您將跟隨溫家寶總理出席哥本哈根氣候會議，請介紹一下這次大會要討論的焦點問題？
何建坤：全世界都充滿了期待，希望哥本哈根會議能就2012年以後應對氣候變化的行動取得一致，達成協定。哥本哈根會議主要解決這樣幾個問題：
一是2012年後，發達國家如何採取進一步量化的減排行動。發展中國家提出，發達國家到2020年總體上應該比2005年至少減排25%—40%。但從現在發達國家自身承諾的情況來看，距離這個要求還有一定差距。這可能是會上要討論的一個焦點問題。
其次，“巴厘路線圖”提出，發展中國家要採取積極的減緩氣候變化行動，發達國家也要給予資金和技術支援。發展中國家的行動和發達國家資金技術支援的匹配問題，可能也是焦點問題之一。此外，還有全球的長期減排目標問題等等。
記者：有人稱哥本哈根氣候會議是“拯救人類的最後一次機會”，您是否認同這樣的説法？
潘家華：所有發達國家目前做出的承諾，沒有一個滿足“巴厘路線圖”所提出的目標，即發達國家2020年前將溫室氣體排放量在1990年水準上減少25%至40%；而且，發達國家都沒有在資金和技術援助上做出相應承諾。
因而，發展中國家沒有或者難以制定明確的減排時間表。如果缺乏這些內容，哥本哈根協定只能是政治性協定。但是，由於中、美、歐等主要經濟體最近的努力，各國政府的積極推動，如能促成這麼一個政治協定，也是一項成果。
可以説，哥本哈根將是個起點，不是終點。
何建坤：全世界共同應對氣候變化給人類帶來的危機，這是一個普遍的共識。但在這個過程中，每個國家有不同的情況和利益，也有很多的分歧和矛盾，肯定要通過合作和對話慢慢解決。
在這麼短的時間內，如果哥本哈根會議全部解決這些問題、達成一個協議可能會有一定困難，而經過“巴厘路線圖”這兩年來的談判進展，有些問題已經有所共識，會上可能也就是總結一下已經取得的共識和積極性的成果，把它確定下來；沒有解決的問題，將來再繼續談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