她們，將“中國製造”刻在奢侈品上

　　她們，將“中國製造”刻在奢侈品上

　　西方的奢侈品工業以家族傳承的方式發展，但在中國，多數工藝的創造者，沒有被世人提升到其應有的藝術地位和産業地位，也沒有形成個人的品牌和家族産業

　　幾乎在中國成為奢侈品消費大國的同時，一些諮詢機構建議中國企業“選擇合適的銷售渠道及媒體傳播方式，精準的人群定位，打造個性化的奢侈品品牌”。

　　當奢侈品的消費逐漸成熟，一國的奢侈品消費就會漸漸由模倣到製造。上個世紀的義大利、美國和日本，都曾經有過相似的路徑。

　　中國很少的一些人，正在成為這樣的定義者。他們中有的人，堅持要走二十年的設計之路，有的則身居鄉野，精細打磨一個現在還不為人知的品牌。他們的名字，並沒有淹沒在打造品牌的浮光掠影中。有人説，中國第一代的這批人，註定要成為中國奢侈品産業的鋪路石。

　　郭培的夢想

　　郭培，高級成衣定制商，北京玫瑰坊時裝有限責任公司創辦人兼總設計師。從1997年5月開始創辦玫瑰坊時裝有限公司至今，郭培的高級成衣訂制之路已經走了整整十二年。在此之前，郭培曾是天馬服裝公司的設計師。

　　2009年11月02日，中國國際服裝周在北京舉辦。郭培在服裝周上演繹了她的“極繁主義”設計。這場名為“一千零二夜”的服裝發佈會，以極精細的手工組合飾物與皮草，完全掩蓋布料，一反時尚界流行的現代風格。設計的奢華繁複中，郭培對細節的追求幾乎到了極致，“發佈會上大家看到的所有刺繡，一針一線，都是我們自己做的。中國古代服裝的輝煌刺繡讓我感動，成為了我做高級時裝的堅持。”

　　郭培迷戀中國手工藝，但她並沒有拿著“中國元素”做文章。在她眼裏，“中國元素”是中國的成功，但設計師的成功與任何元素並沒有太大的關係。

　　郭培的設計生命始於1980年代。那時候的中國，服裝設計還在摸索中成長。郭培向美院的老師學素描、畫人體解剖，向技校的老師學裁剪、製版，成為了第一批科班出身的服裝設計師。1996年，她首次舉辦個人時裝發佈會“走進一九九七”，英國《ELLE》雜誌介紹了這位中國設計師的作品。一年後的1997年，她創辦了北京玫瑰坊工作室，走進了高級服裝定制行業：“工業化帶來千篇一律，追求個性化與高品質成為奢侈的夢想，而手工藝術是時裝殿堂中最後一片凈土。”

　　高級成衣定制是奢侈品中最能讓人直接感受到尊貴禮遇的消費之一。嚴謹的設計流程，由一對一的專屬設計到六次試裝的量身剪裁，為滿足客戶需求不厭其煩的改動，都是高級成衣訂制必須遵循的法則。能稱得上高級定制的服裝，無不是時間與心血、才華與工藝的共同造就。

　　“但高級定制在中國剛剛起步，它是慢慢成長的市場，因為最初大家把高級定制理解為一種服裝加工，我們只能堅持用作品解説兩者的差異。”

　　中國工業化以來，人們將手工製衣普遍視為落後。郭培認為，如今的社會，人應當是越來越受到尊重的，人力也是如此，“很少有人能夠真正的坐下來一針一線，完全靠生命的付出，靠時間的付出去創造一種價值。”

　　這種價值感，正是奢侈品的要義之一。吉爾利波維茨基在《永恒的奢侈》一書中評價，奢侈品更多的是一種“做”或者“讓人做”的方式，意味著人們對人力創造的接受與尊重。

　　慢慢地，人們開始接受高級定制的價值。新世紀以來的近十年，郭培也漸漸成為廣受歡迎的高級定制設計。社會名流、企業精英、影視明星成為了郭培的客戶，春晚的大部分禮服也由郭培打理。國際星章子怡還曾穿著郭培設計的禮服，參加奧運聖火採集儀式與格萊美頒獎典禮。

　　“社會名流、明星和老闆們，可能更有定制服裝的需要。我們的客戶大部分是他們，和市場的接合面很小，還沒有得到大眾的認知。”郭培説。

　　2009年中國國際時裝周上，郭培獲得最佳女裝設計師獎，李小燕、楊紫明等中國設計師的作品也讓人驚艷不已。中國國際時裝周則承擔了這樣的使命：不斷傳遞中國時裝的各種符號資訊，以及傳達中國需要更廣泛顧客的信號。中國不僅需要欣賞者，還需要更多理解奢侈品符號的消費者。停留于代工時代的中國服裝業，也希望重現當年義大利米蘭服裝製造的奇跡。

　　1951年，義大利時裝商人Giovanni Battista Georgina舉辦了義大利第一場時裝成衣發佈會。這場發佈會像一個宣言，預示著意大利的米蘭，不再是法國服裝業的手工大作坊，而成為自己就是中心的時尚之都。之後20年，義大利誕生了Pucci、Missoni等一大批成衣設計師和Max Mara、Giorgro Armani、Granni Versace、Gucci、Prada、Fendi等著名品牌。

　　“全球金融危機中最好的消息，莫過於中國設計師也開始抬頭了，”洪晃説，但當前的政治與商業環境並非支援他們，“國家對創意産業的資助永遠不可能落實到他們頭上，國家的錢喜歡給機構。而中國的富人希望雇傭幾個設計師，按照他們的指點去設計，這樣的合作往往很短暫。中國的時尚媒體也是外國品牌主宰，好不容易介紹一個中國設計師，他們也會問，你覺得你是中國的Marc Jacobs嗎？我就是我，我是其他誰啊？”

　　“每個人的創造都獨一無二，”郭培堅持著自己的高級時裝定制，“我所做的事情，不過是通過奢華的視角，去叫醒那些忽略了欣賞，對完美視而不見的眼睛。”

　　沈然的回歸

　　相較于玫瑰坊的盛開，沈然的Manito皮具手工作坊剛剛萌芽。但她並不覺得自己弱小，“西方的大牌，他們最開始不也是一個家庭手工作坊嗎？”

　　出身於設計專業，沈然的皮具沒有“翻版”，但最令她最著迷的還是穩定的工序。一張鋪著老地圖的工作案，記錄著每件手工皮具至少要經過的十道工序：設計圖樣，製版，選皮料，剪裁，粘貼，劃線，打孔，縫合，打磨，上膠。沈然追求每一道工序的完美。她會根據款式反覆挑選皮料的厚度與顏色，不厭其煩地打孔縫合，就算做出成品後看不到的地方，她也會精細的藏好線頭。皮邊的打磨，沈然也堅持純手工，用砂紙一點一點打，不同角度打上三四遍。

　　現在也有磨邊的機器，但沈然不用，她認為把機器摻到任何一道工序裏，所有的工序都沒有了意義。沈然認為，手工皮具的魅力在於品質的穩定，在於手工藝師所傾注的時間與生命，“一個手工藝人花大量時間和精力製作的東西，使用者也能用一生的時間去享受這種穩定。”

　　沈然當然希望買走皮具的人們能欣賞它。但她並不能控制別人，也不想，所以只把東西賣給喜歡它的人。她也希望顧客知道，他們買走的不是一個冷冰冰的商品，總有一個人在背後為它負責。沈然將自己的皮具定義為奢侈品，純手工製作和一對一服務，“皮具磨損很正常，都可以拿回來保養。每個大包的價格在3000元以上，但我的購買者還不是太有錢，價格再高他們難以接受。還有一些人覺得再添些錢，就能買到國際大牌了。”

　　在追求效率的社會，這樣的手工藝人確實很難養活自己，但她相信這個方向。四年前北京還沒有手工皮具的圈子，沈然想找一些書、一些資料非常難，後來日本、歐洲的皮具雜誌大陸都有了，北京做手工皮具的人也有了一些，她還認識了寧波等地的朋友，包括進口皮藝工具的老闆也跟著他們成長起來。沈然逐漸覺得這是個事業，她想或許還能是一輩子，一直做到敲不動為止。

　　沈然將愛馬仕作為自己的標桿，“我最大的希望是去歐洲，成為愛馬仕的工坊學徒，他們的學徒五年內不能獨立做一個皮包，只能打雜，但這五年可能相當於我在這裡的十年。”

　　愛馬仕對手工的堅守是許多手工藝人的驕傲。1837年，蒂埃利愛瑪仕在巴黎創立了以自己姓氏為名的馬具品牌，當時的馬具當然是手工藝品。進入20世紀之後，大工業的批量生産席捲了人們的一切生活之時，手工的傲慢與意義，一點點地水落石出，它成了奢侈的必經之途。

　　沈然執著的同時，全世界都在為尋找這樣手工藝人而煩惱，尤其是站在時尚産業尖端的人們。清華大學經管院教授李飛認為，“工藝對於奢侈品的重要，不僅在於傳統，還在於皮具需要優秀的工匠，高級時裝需要優秀的打版師，高級珠寶也離不開優秀的鑲嵌師。”

　　20世紀20年代，巴黎有大約30萬名手工工匠，繡工就有1萬人。當高級定制讓位於批量成衣，手工作坊工匠數目驟減，到新千年，巴黎的刺繡工只剩下不到200人。2002年香奈爾公司收購了著名的Lesage刺繡坊被，而總計收購了近十家家族式作坊的香奈爾公司也被公認為最聰明的角色。

　　中國看到了“復興手工藝”的契機。2008、2009年中國國際時裝周中，傳統工藝受到多家服裝品牌的推崇，NETIGER還特別推出“中國傳統工藝與現代服飾”結合的主題。在NETIGER2009“國色天香華服大典”高級定制華服發佈會上，總設計師張志峰攜手兩位古稀老人微笑出場，一位是曾為皇家製作龍袍的緙絲世家之第五代傳人王嘉良，另一位是將幾近失傳的緙絲工藝再次復興的緙絲大師王玉祥。

　　西方的奢侈品工業以家族傳承的方式發展，但在中國，多數工藝的創造者，他們的技藝雖然通過師承的方式得到了延續和發展，但他們本人卻隱沒于“乾隆禦制”或“江南織造”之中，沒有被世人提升到其應有的藝術地位和産業地位，也沒有形成個人的品牌和家族産業。當中國成為奢侈品消費大國，擁有的是沿海大規模的成衣製造工廠，和世界奢侈品品牌高級製造及高檔原料採購大國的身份。

　　起點在1994年，以手制旗袍為賣點，中國第一個奢侈品牌 “上海灘”(Shanghai Tang)招攬了12位自20世紀初就以精湛縫紉手工而聞名的上海裁縫師傅。隨著2005年11月上海灘第19家專賣店在日本東京開業，這個在香港出生的服裝品牌，已經在全球13個國際大都市開設了專賣店，這其中包括時尚之都紐約、倫敦和巴黎。

　　2006年跨入成衣行業的玫瑰坊擁有300名繡工，而“東北虎”也擁有緙絲、蘇繡、雲錦等工藝，張志峰説，“中國的奢侈品牌要走向世界，在創造自我意識的同時，要有工藝，有文化，簡單的抄襲和機械的模倣沒有出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