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以來，一場銀行業暴利之辯引起廣泛關注。坦率地説，測度銀行業的盈利水準，不是經濟學上的複雜難題，這只是金融改革進入攻堅階段後，各種矛盾交織、利益衝突的集中矛盾反射。在這場討論中，我們既要客觀測度和認知中國銀行業的盈利水準，又要對形成銀行業盈利水準的種種因素進行甄別，更要正確把握金融改革的大政方針應當何去何從。

　　銀行業利潤高於實體企業

　　通常有幾個指標可以用來反映商業銀行的盈利水準，即凈資産收益率(ROE)、總資産利潤率(ROA)、每人平均利潤率等。銀行是經營“貨幣”或經營“資産”和“負債”的企業，吸收存款用於放貸和其他生息資産，銀行的負債和資産都遠遠高於其他實體經濟企業和非銀行金融企業。因此，用總資産利潤率來比較銀行與實體企業的盈利水準是不合適的。由於銀行網點一般都在市口比較好的地段，租金高，銀行資訊化程度高，佔用資本多，佔用勞動少，每人平均利潤水準肯定很高，故以每人平均利潤來衡量是高估了銀行的實際盈利水準。

　　因此，衡量銀行業盈利水準，凈資産收益率(ROE)是最恰當的指標。凈資産收益率就是資本收益率。市場經濟的基本法則就是“等量資本獲取等量利潤”，而不是等量資産獲取等量利潤。用這一指標來衡量，銀行業盈利水準大大超過實體經濟部門。

　　2008-2010年，全國16家上市銀行平均盈利增長分別為30%、17%、33%。而同期我國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增長分別為12.5%、13%、53.5%。大家反映最困難的2011年，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增長為25%，其中私營企業利潤增長46%。根據銀監會數據，去年我國銀行業的利潤增長為36.3%。從這些數據看出，銀行業的利潤增長與實體經濟並沒有出現太多背離。

　　然而，筆者認為這是存在疑問的。第一，利潤增長率不能説明盈利水準高低，盈利水準高低是看凈資産收益率。無論凈資産收益率高和低，都有其相應的增長率，在增長率相同情況下，盈利水準高低會産生差距的放大作用。道理很簡單，窮人與富人可能是收入增長率相同，但收入差距反而擴大了。第二，這組數據説明，在銀行業盈利水準高於工業企業的情況下，其盈利增長速度不慢于工業企業。第三，包括了利潤增長為46%的私營企業在內，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增長為25%，就是説，如果不包括私營企業，那規模以上工業企業的利潤增長率大大低於25%，而同期銀行利潤增長率為36.3%。可見，銀行與實體經濟利潤增長率的背離是相當大的。

　　有些研究用銀行業的盈利水準與著名大企業進行比較，比如中石油、三一重工、中國神華、寶鋼集團等等，借此説明銀行業並不具有過高的盈利水準。這些分析的方法論值得商榷。我們分析的是行業盈利水準，必須行業與行業進行比較。某個優秀企業可能是該行業內最拔尖的企業，但不能代表其所在行業的盈利水準。

　　還有研究將銀行業的盈利水準與增長歸因于經濟高速發展。可是，我們要問為什麼單單銀行業乘上經濟高速發展的“快車”，而實體經濟企業望塵莫及？銀行業是服務於實體經濟的，應該是實體經濟增長在先，銀行業受益在後。我們探尋銀行業的盈利水準是否“暴利”及其形成原因，從根本上説，就是探尋銀企共贏、相得益彰之路，使以銀行為主導的金融體系與整個經濟發展相協調，使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相適應。

　　利差測度銀行盈利不準確

　　是否可以用中國銀行業的盈利水準與國際銀行業相比較？這個問題不言而喻。但是，如果用以説明中國銀行業是否存在暴利，是否與實體經濟相適應，可能是“錯配”了。有些分析用中外利差來進行比較，認為中國銀行業的利差僅為2.5%，從全世界範圍來説不是最高的。2010年，國際前10大銀行平均利差為2.31%，而我國銀行業的平均利差為2.46%，與之相比並不算高。同發展程度相當的“金磚四國”相比，中國銀行業的利差則顯得很低。這裡，我們姑且不質疑這些國家的“利差”是否是同一口徑，我們認為，仍然有許多值得商榷之處。

　　其一，國際先進銀行的盈利水準，是在金融自由化、利率市場化的背景下取得的。一家銀行在同一市場體下能夠獲得較大的利差，能夠放出比別人高的貸款利率，而企業也是主動選擇的結果，這説明企業願意接受比其他銀行更高的貸款利率是物有所值。而我國沒有實現利率市場化，企業是在貸款利率有“地板”(最低貸款利率)制度下被動接受的無奈選擇。所以，這種利差本身具有不可比因素。其二，中國銀行業只相當於或者還沒有達到國際先進銀行的盈利水準，這並不能以此否認中國銀行業的高盈利水準。銀行業的盈利水準本質上不在於自身發展的程度，而在於與實體經濟發展是否協調，虛擬經濟與實體經濟的利益分配是否協調。拿銀行業的盈利水準進行國際比較，只能是説明經營管理水準與業務創新的學習借鑒問題，而不是其他。

　　有些研究用凈息差而反對用存貸利差來反映銀行業的息差水準。凈息差是全面反映銀行業生息資本的利差水準的。但是，也不能否認存貸利差的內涵，甚至它比凈息差還具有某些獨到之處。第一，凈息差與存貸款利差沒有本質的差別；第二，我們強調的是銀行與企業的利益配比問題，就應該考慮融資雙方的利益平衡，存貸款的利差就是銀企利益的真實反映；第三，凈息差之中的非貸款生息資本，多數是金融企業之間的拆借，而非銀行與實體企業之間的借貸，所以反而不能説明問題；第四，貸款利率只可上浮不可下浮，所以簡單用貸款基準利率減去存款基準利率是低估而不是高估利差；第五，特別要指出的是，存款利率只用一年期利率3.5%來被減，是不夠的，活期存款利率只有0.5%，雖然活期存款作為個人是可以隨時支取的，但作為存款者全體，不可能同時支取，總有大量活期存款沉澱下來。就像地鐵隨時有人上車、有人下車而總有相當的人保持在車上一樣。所以活期存款也是可以作定期貸款發放。而且，正常情況下，活期存款總量是增長的。所以，僅僅用貸款利率減去一年期存款利率是低估而不是高估存貸利差水準。

　　不能以補充資本金

　　否認高盈利

　　在這場討論中，一個被廣泛引證的反駁銀行高盈利水準的論據是銀行需要資本金補充。有觀點認為，銀行業利潤的確比較高，但銀行業有相當部分利潤都用到補充資本金上。2011年中國銀行業利潤10412億元，補充資本金就需要8000億，銀行利潤絕沒有大家想像的高，因為銀行需要用利潤進行內源性資本積累。毫無疑問，銀行的資本金問題是十分重要的。但是，資本金與銀行業盈利水準高低不存在此消彼長的關係，也不能用補充資本金來否認其盈利水準。

　　銀行在經營業務過程中，如果貸款和存款擴張太快，銀行管理機構會給出警示，要求或者放慢速度，或者增加資本金，銀行需要追加資本，用來支援其增長並且承擔新業務的風險。銀行業主動積極地補充資本金恰恰説明本行業邊際收益是高的。相比之下，一些實體經濟總是力圖將利潤投入到金融行業中去，以謀取更高的盈利水準。説到底，資本金的補充問題，在經濟學上就是一個利潤的資本化問題。資本是一個迴圈的過程，生産是一個再生産和擴大再生産的過程。我們不能用下一個資本迴圈的資本補充來否認上一個資本迴圈的資本收益。

　　高盈利水準與利率管制有關

　　討論雙方的一個焦點還在於，銀行業的利率管制是不是高盈利水準的重要因素。有些觀點既不贊同銀行業暴利説法，也不認為銀行利潤主要來源於利率行政管制。其推斷邏輯是，在銀行業改革之前，利率也是高度管制的，但那時銀行的盈利性並不好，甚至大部分銀行是虧損的。我們需要分析銀行業改革前虧損的原因。

　　我們知道，在計劃經濟體制下，沒有企業自主經營，也沒有市場化的價格信號，整個經濟活動沒有真實盈利水準的概念。計劃經濟下有所謂“計委點菜、財政掏錢、銀行出納”之説。銀行要全力支援經濟發展，連商業化經營的提法都被否定。銀行無條件支援企業流動資金需要，甚至發放貸款給企業發工資也是必須的。所以，並不是銀行業不能實現盈利，而是不讓它盈利。銀行的所謂“虧損”是“肉爛在鍋裏”，是讓渡給了企業。因此，不能用改革前銀行“虧損”來否認利率管制是構成當前銀行業盈利水準的重要因素。在整個社會市場化改革取得巨大進步情況下，銀企雙方都是自主經營的，但是利率作為資金的價格至今沒有市場化，成為市場化改革最後僅存的頑固堡壘。較高的利差水準且長期基本穩定，加之銀行主導的金融體系下，信貸規模每年七八萬億以上的增量，確保了銀行業的可觀利潤。

　　以上我們反思了銀行業盈利水準的測度方法，除了上述幾個方面，在銀行業盈利水準的討論中還有許多問題有待廓清。需要申明的是，承認銀行業的高盈利水準並不否認銀行業多年來經營管理水準的極大提高；承認利率管制是銀行業高盈利水準的重要因素，並不否認金融監管的必要性；承認當前銀行業具有高盈利水準並不推斷隨著金融改革深化而可以長期維持；反思和校正銀行業盈利水準的測度方法並不否認討論雙方的研究對推進中國金融改革、促進金融與實體經濟協調發展的現實意義。